红镜头中的毛泽东:再现第一代领袖的真实生活(选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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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毛泽东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2月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民瞩目的。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等坐到寿筵边，人们再次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给这次生日宴会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早在八大后，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陶铸夫妇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陶铸他们还是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训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相当严肃：“社教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不平凡的12月26日（4）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大家相信，“搞独立王国”，毛泽东虽然是面对着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这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呀，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毛泽东一连串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到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就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10年后，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傍晚，周恩来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近半年的时光，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癌症虽然得到暂时的控制，但是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令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身边的人鱼龙混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掌握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公正地定夺班子，以保证红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的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帅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的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不平凡的12月26日（5）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
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他对这位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休息了—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先是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周恩来还关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泽东略有些浮肿的足踝，对毛泽东的健康深感担忧。很快，他们的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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