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祭-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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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争着给我介绍新朋友，并对我能讲维吾尔…乌兹别克语十分惊喜，他们说，塔什干电影节举行了八届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讲当地民族语言。还有一位工作人员说，他根本想不到一个中国人会讲他们的语言。
多学会几种语言可真福气，真有用！可惜，我学的太少了。

5月24日

上午在“电影市场”看丘赫莱依拍摄的电影《　红钟　》下集：《　我看到了新世界的诞生　》，是根据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震撼世界的十天　》改编的，描写一个墨西哥记者与他的妻子如何目睹了十月革命。场面很大，但类似场面我们过去在《　列宁在十月　》等电影上看过，看起来有似曾相识之感，觉得影片不够吸引人。
下午在艺术宫看乌兹别克电影《　天才青年　》，描写阿维森纳（　世界第一部《　药典　》
的作者　）的青年时代，亦较一般。然后是土耳其故事片《　破碎的心　》，描写一二十四岁男子与一三十六岁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女演员演得很含蓄，面如鹅卵，形象亦有特色。此演员亦到塔什干来了。
晚上看朝鲜电影《　晨星　》，掌声热烈。放映后，我们与朝鲜同志握手表示祝贺。

5月25日

上午十点，居住在塔什干的维吾尔族文学评论家阿斯穆·巴克来看我，由于宾馆戒备森严，不准任何来客进入，故我们只在宾馆前的花坛上小坐，交谈了一会儿。我把我国新疆著名诗人铁依甫江托我转交的他的诗集与他编辑的纳瓦依的诗选交给了阿斯穆·巴克，阿斯穆·巴克也给了我两本诗集，让我转交给铁依甫江。
十点半，在嘎丽娜陪同下，与来自约旦王国的一对老夫妇一道搭车去参观这里的自由市
场。这对老夫妇吃饭与我们邻桌，很和气，常常与我用英语交谈。我提起不久前李先念主席应侯赛因国王的邀请访问了约旦。老夫妇马上告诉我，侯赛因虽是国王但为人平易质朴如普通人一样。
市场修得蛮宽大，绿色塑料板顶棚也还雅气。首先看到的是鲜花市场，琳琅满目。在苏联，据说鲜花一直是允许个体经营的。其次是蔬菜、水果、肉、熟食等。有一处卖烤包子的，大师傅正与一路过的山羊胡须老汉交谈，说的都是汉语：“你好吧？怎么样？”我过去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老汉是一个月前才从塔城到这里来探望女儿的。
有一排卖泡菜、腌菜、大米、绿豆、香豆的妇女，嘎丽娜告诉我她们是朝鲜人，她说塔什干有不少朝鲜人，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民来的。朝鲜妇女主动向我招呼，问我是不是朝鲜人，说明后互相挥手微笑。看来人在他乡，乡土观念就会油然而生。足不出户，反倒觉得淡漠无谓。
自由市场的一处，有许多妇女在排队，询问后方知是俄罗斯人在排队等候新鲜猪肉的到来。
我建议嘎丽娜步行回去，便没有再乘车，路上逛了几个商店，其中灯具店很漂亮，每盏华灯五十到一百卢布。电冰箱较好的是明斯克牌的，也不贵。一路上嘎丽娜向我介绍一九七五年以阿施巴罗德（　土库曼加盟共和国首都　）为中心的大地震的情况，这次地震使乌兹别克等中亚加盟共和国损失惨重。后来，全苏各地来了支援者，现在看到的许多建筑都是地震后重建的。
路上有不少饮料自动售货器与报刊亭。许多人先在一个自动兑换器中把卢布换成硬币——戈比，然后用硬币买饮料喝。饮料似只有矿泉水与苹果水，不算高级。每个报刊亭上都大字写着“苏联报亭”。
下午看菲律宾影片《　一个女人的遭遇　》，反映性变态心理，属于追求刺激之作。最后一个场面是女主人的丈夫用手枪把正在浴盆里胡闹的妻子及其情夫双双打死，全场竟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效果堪与电影镜头上抓到了特务、战胜了敌人相比。嘎丽娜也认真地喝彩说：“好！就应该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在男女关系上的道德观念还是极强烈的。
晚上由电影节工作人员、英语翻译拉丽莎陪同，与一个斯里兰卡小伙子去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　天鹅湖　》。斯里兰卡的小伙子很潇洒，是他们带来的故事片《　邀请　》的主要演员。
纳瓦依剧院是以十一世纪大诗人纳瓦依的名字命名的，纳瓦依在我国新疆和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同样有名。按新疆同志的说法，纳瓦依是维吾尔人。按这里的说法，纳瓦依则是乌兹别克人。类似的争议还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古典著作《　突厥语大辞典　》和《　福乐智慧　》的作者，乃至传说故事中的人物阿凡提（　本名应是纳斯里丁　）究竟是维吾尔人还是乌兹别克人乃至其他？（　据说阿富汗亦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其民族归属也无定说。当然，用一种和稀泥的办法，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纳瓦依等确实受到不止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塔什干有纳瓦依剧院、有纳瓦依大街。剧场里有纳瓦依像，还有许多著名俄国音乐家的像，包括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萨阔夫、鲍罗金、莫索尔斯基等。当我如数家珍地看着这些像并叫出这些人的名字、谈起这些人的音乐作品的时候，拉丽莎惊叫起来，她指着我说：“你一定在苏联留过学。”我笑了。我们这一代人熟悉苏联以及旧俄的文学艺术，又何必非来留一次学。纳瓦依剧院给我一种熟悉感，因为它太像位于乌鲁木齐南门的人民剧院了。当然，更正确一点说，是乌鲁木齐的人民剧场太酷似纳瓦依剧院了。
芭蕾舞是由乌兹别克芭蕾舞团演出的，主要演员与乐队指挥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隆重，每一场舞结束时都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高声叫“布拉瓦（　好　）！”还有人从楼上往舞台上抛掷鲜花，气氛热烈。
我问了一下拉丽莎，她告诉我门票每张只要一个半卢布，实在是便宜。如果在美国，看一场芭蕾舞总要五十美元左右。

5月26日

上午看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赎罪　》，描写一个哈萨克青年因车祸丧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牧民，远道从牧区来到阿拉木图，为其子料理后事。这个过程中，父亲了解到儿子在城市的生活极不严肃，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其中有一个受害的女孩子的母亲把老牧民骂了一顿，最后老牧民默然而归，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故事进行中不断穿插对死去的儿子的活泼天真的回忆，似是用纯朴的大自然与某些城市的罪恶相对比。影片总共一小时十五分钟，相当单纯，拍得不错，令人有所感、有所思。
然后放映一部巴西影片，描写一黑人歌星，突出他的歌舞的粗犷、野性、热力，歌星把头剃成图案状，一侧有一五角星，另一侧是月牙，这也是一种刺激。
下午应电影节组织者之邀，接受当地电影厂拍摄来访纪录片。我最后用维…乌语言表达了对塔什干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谢意，受到他们的欢迎。
之后，我们与苏联影协外事部门负责人娜杰日达·伏日柯娃会见。伏日柯娃年纪已经不轻，说话文雅、娴静而又不失矜持，很有风度。
晚上看伊拉克电影《　大问题　》，影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片子拍得很不错，据说导演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是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的学生。然后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描写一个杀人有术的人如何杀人，当然也很刺激。未及看完便赶到火车站，乘车赴撒马尔罕。
这是一班从塔什干开往撒马尔罕的旅游专车，一切设备与中国的软席卧铺车厢无异。列车员是一位老头儿，六十多岁了，名叫塔什干巴依，圆圆的脸，个子不高，样子极朴实。他在火车上服务已经四十余年。我们用民族语言相谈甚欢，他特别给我们多泡了一壶酽茶。我们送给他一套《　青春万岁　》的电影画片。他高兴地逢人便说我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
在旅店、饭馆、展览会、车船上，我看到的苏联服务人员似乎年龄都相当大。一个说法是：年轻人去从事更重要、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去了，而这些服务行业恰恰适宜安排一些老人。据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是时常感到劳动力不足。

5月27日

上午七点到达撒马尔罕，同样受到盛大的欢迎，载歌载舞的场面时间相当长。随后分别登上十五辆大轿车，最后一辆是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车辆所过之处，一律绿灯，街道两旁警卫严密，由此亦可见苏联当局对电影节活动如何之重视了。
早饭后参观了四处古代清真寺及墓地及伊斯兰经文学校的建筑，圆拱形的土石建筑，都饰以极细致艳丽而又别具中亚特色的花纹，令人赞叹，如神游中亚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
历史，并为历史沧桑变迁而感慨。
下午抵达列宁集体农庄，再一次盛大的载歌载舞的欢迎。长桌如龙，食品丰盛，大家一去就入了座。这时天阴欲雨，据说当局向天空发射炮弹驱散了阴云。
午饭吃了四个多小时，我吃了许多樱桃，也颇干了几杯伏特加酒。桌对面坐着的是巴西电影制片人和作曲家及苏方给他们配备的翻译，我们碰杯、谈天，十分融洽。
由于吃饭时间很长，我便在就餐之中起立到处走走看看，遇到当地农庄庄员，便谈起天来。他们找了一些维吾尔族庄员与我见面，我们当然是一见如故。我解释我是汉人，但长期在新疆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故而会讲维吾尔语。但他们太兴奋了，完全不理睬也不理解我的解释，并逢人便说：“这是我们的维吾尔人！从中国来的维吾尔人！”最后，我戴着一顶他们的小花帽，与他们合影留念。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塔什干、撒马尔罕、阿拉木图、伏龙芝，确实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用了近六个钟头才结束了午饭，立刻十五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旅馆吃晚饭。这样的吃法实在令人大吃一惊！我实在无法消化，只吃了三粒樱桃加半斤西红柿。
晚饭后半小时，去火车站登上归程。又是一场吹着长柄唢呐、敲着手鼓的盛大欢迎。

5月28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
下午看尼泊尔电影。
晚上在拉丽莎家作客。她父亲是中国血统，出生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达苏联，已不会讲中文。她母亲是俄罗斯人，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巴甫利柯，高中毕业了，刚结
束了毕业考试，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家人对中国电影代表团都非常热情，我们一起饮酒吃菜、唱歌跳舞，十分高兴，最后拉丽莎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彩色木勺，巴甫利柯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瓶伏特加酒，他们的母亲还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罐果酱。
我注意到，跳舞时放音乐的收录机，是那种旧式的大录音机，用那种大卷的磁带的。
拉丽莎的父亲担任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有私人汽车，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但住房并不宽裕。拉丽莎和巴甫利柯各有一间小房间居住，拉丽莎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从美国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

5月29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看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岸　》。
下午看民主德国的电影录像《　转折点　》，片子拍得十分严肃。
民主德国参加电影市场的代表团一直对我们很友好，其中有两个人五十年代访问过中国。搭车的时候，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仅限于
汽车上。”说完，我们都笑了。
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影工作者也极愿与我们攀谈。一位捷克女士，一见面便用中文说：“我爱你。”我没听出是中文，所以听不懂。她用英语又解释了一遍。使约旦老夫妇大惊愕然说：“她怎么一见面就求爱？”
中午，由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与全苏影协对外联络部部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宴请。宴会就在电影之家的一所漂亮的餐馆里举行，餐馆是对外营业的。上的几道菜中有一道是“拉面”，每人一小碗，与我在新疆常吃的“拉面”无异，只是更精致些。宴会中，苏联主人都回忆起他们五十年代访问中国的情景，称颂中国的美丽的风光与友好的人民。大家也不时开几句玩笑。玩笑虽然轻松，心情却不见得那么轻松。娜杰日达·伏日柯娃，这位年纪已经不轻、雍容含蓄的女性感慨系之地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互相微笑着闲谈，该有多么好啊！”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同意她的话。
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苏联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情况。当我们提到去年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放了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影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部影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的时候，他们似乎有些惊奇。他们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