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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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尾崎目睹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自认为在信仰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此时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尾崎当年只有三十岁，他精力充沛，很有进取心。他关注中国，同情这里人民的疾苦，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他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佐尔格后来说过：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们之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获得最准确、完整、有价值的情报。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4节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
1931年的中国，形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红军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对他说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中国红军的材料。现在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方文听了非常高兴。他知道潘汉年曾是上海有名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搜集敌人情报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产党员。
方文按佐尔格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见潘汉年。在一个外国人开的高级咖啡馆雅座里，他们见了面。潘汉年首先简单谈了一下中央特科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要求，然后，方文将一部分材料转交给潘汉年。
会面是短暂的，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将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荐给了佐尔格小组。老常（不知真实姓名）的父亲是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勤务员，这对佐尔格小组很有用，往往在危险的时刻，总能利用这层关系化险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几乎面临一场劫难。关键时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向中央机关发出警报，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才得以安全转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
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同他一握手，马上想起自己早已见过他。当时张一萍正在中央“苏准会”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思齐正寄养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妇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家中，她经常去看望思齐，在董家结识了史沫特莱。
有一回，史沫特莱约张一萍在董秋斯家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子。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那人只是友好并且关注地看着她，当她同史沫特莱谈话时，那人就在一边倾听着，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她，似乎对张一萍有特别的兴趣。
佐尔格见张一萍也认出了自己，会心地朝她笑了，并且格外亲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周恩来这才向张一萍介绍道：“这位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负责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的。”
周恩来又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许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
临别时，周恩来又再三叮咛张一萍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绩，争取成为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回身对张一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记得吗？”
张一萍道：“当然记得，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还有史沫特莱女士。”
佐尔格笑道：“对，我就是听了他们说了你的情况，对你进行了考察后，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的。”
张一萍真诚地说：“怪不得上回你那么注意观察我呢，原来早有预谋！”
“什么，早——有——玉魔，是妖怪吗？”佐尔格没有明白张一萍的意思。
张一萍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概佐尔格知道自己理解错了，也陪着她一起笑起来。
总之，张一萍给佐尔格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佐尔格稳重的气质，迷人的风度，也深深打动着张一萍。
一开始，佐尔格只是让张一萍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交给方文的翻译组译成外文和编成密码，再发回莫斯科总部。张一萍负责查阅和摘编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几个大城市的权威大报上的资料，还负责接收江、浙、赣、闽、粤等南方各省送来的同类情报资料。
劳累枯燥的工作，并没有使张一萍气馁。张一萍原名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毅然承受住刚刚失去革命伴侣的心灵苦痛，服从组织安排，加入到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中，与“佐尔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德籍华人吴照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段时间以后，吴照高才告诉张文秋，那位外国妇女就是他的俄国妻子，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二楼每天摘编和译出的资料，都由吴照高和她一起校订，并由她翻成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然后交佐尔格去处理。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她用电话及时向佐尔格直接报告。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儿，张文秋回到二楼，谁知一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文秋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同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了东三省，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
这个时期，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不但更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时期。共产国际指示，情报小组必须全力以赴了解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动向，不但对中国革命，对有关苏联远东地区的动态也要极为关注。
1931年初冬，根据斗争的需要，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周恩来来到法租界佐尔格的寓所，并给他带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见到佐尔格，周恩来便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报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从今以后他将到你这里工作。”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便同章文先闲聊起来，两人都用俄语进行交谈，自然话题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佐尔格非常激动地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乐园。我可以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在那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革命文献资料为你服务。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头，再不用东张西望，提心吊胆，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当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我就想尽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节奏，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我有时甚至担心，眼前的一切会突然像梦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么你的心情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呢？”佐尔格有些兴奋，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章文先，“亲爱的章，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里。”
章文先接过酒杯，说：“我是1925年3月到达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个难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是经过联共（布）哈莫夫尼地区委员会批准的。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一天，佐尔格特别高兴，同章文先谈了三个小时，喝掉了两大瓶威士忌。从此，章文先就在佐尔格的手下搞情报翻译工作，兢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