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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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看守员给私吞了吧！他忿然不满起来。在苏联送出去东西还有回报呢。送给苏联将军珠宝和雪茄，将军就准备丰盛的俄式菜请他喝酒，酒是70度的，粗壮的红胡子将军递给溥仪一只约装有四两酒的大茶杯，一再举意干杯。溥仪哪有这个酒量？细颈瓶怎能抗得住啤酒桶的猛撞？再三推辞。红胡子不乐意了，坚定不移地说，干杯是对斯大林的友好表示，否则是不友好！溥仪捏着鼻子喝了几口。他带着的医生黄子正赶紧给他注射强心剂。这也比被不明不白地私吞了强。他忿然地想。
溥仪每天都在细察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不料有一天，所长在院子里对溥仪说：“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学习文件、写坦白材料、读报、听广播、上课、谈话，还有就是思考，在监房里坐着或躺着，用足够多的时间思考。不紧不慢的改造工作，使溥仪身边的小家族起了变化。
溥仪的眼镜腿掉了，他让小瑞拿给过去的随侍大李去修。大李手巧，会捣鼓各种小玩艺儿。小瑞回来了，磨磨叽叽地说大李没工夫。在新年晚会上，犯人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小秀、小固和大李上台说“三人快板”，数落讽刺发生在犯人中间的笑话。溥仪边听边笑。笑容很快变成了呆痴的表情。快板讽刺起在管理所里偷偷念咒求神的人。—股怒火在溥仪的胸中升起。这些人过去都受到我的恩宠，对我俯首贴耳，恭顺有加，小秀和小固还都是亲王的后代，他们怎么竟然讽刺起我来了呢？再往下听，他们又开始讽刺一种人。这种人进了监狱，明白了许多道理，政府拿他当人看，“但他仍要给别人当奴才”，“百依百顺地伺候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改造，反而“帮助别人维持主子架子，对抗改造”。这明明是在指惇亲王的后人小瑞。溥仪不禁暗怜起小瑞来，同时也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开过晚会后，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很少出来，溥仪的脏衣服集了一堆，小瑞也没拿去洗。
这天轮到溥仪值日，蹲在伙房的栏杆边上接饭菜，由小瑞传递。临了，小瑞悄消塞给溥仪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溥仪不动声色。饭后，他装作上厕所，坐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打开纸条：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帮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仿佛一记冷棍当顶砸下，胸中来不及升起怒火，一股寒气便当顶压向全身。他们都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过去的一切。溥仪靠着墙根孤零零地想。众叛亲离。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真厉害。“主动交待，可以宽大处理”。冥暗中这句话像一盏桔色小灯，照着似有似无的小路。溥仪伸出手要抓住这盏小灯。他一把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我有件事要向政府坦白。”
溥仪交出了468件幻烁着珠光宝气的首饰。回到监房，他受到了表扬：“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其实，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在苏联的时候，他们还悄悄地称我“上面”，回国后称我“先生”。现在，他们心安理得地对我称起“老溥”来了。“老溥”，哼，听上去扎耳、滑稽，但总比“八杂市”强多了。有人在背后管我叫“八杂市”，把我比成哈尔滨买卖破烂的地方。
溥仪被旧臣和仆从推拥着，开始反省坦白自己的罪行，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
他学会了缝洗被子、糊纸盒。
1935年4月，溥仪以“满洲国”皇帝的身分访问日本。横滨港上空有百架飞机编队欢迎。裕仁亲到东京车站迎接。由裕仁陪同检阅军队。参拜“明治神宫”。慰问在侵华战场挨了打的伤兵。溥仪晕呼了，在与裕仁天皇母亲作别时，眼中含满了无耻的泪水。
回长春后，他把担任伪满高级官员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统统召集起来，信誓旦旦地在厥词：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如果说1932年签定《日满议定书》是迫于压力，这时候却已经心甘情愿地做傀儡了。日本人在东北进行屠杀、掠夺、贩毒、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阴谋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切罪行，都与溥仪集团这个帮凶有着密切的联系。检察人员根据残余的伪满档案材料统计，由伪满军队直接杀害的抗日军民就有六万多人。
东北人民的控诉和仇恨从四面八方而来，像烈火，像洪水，像酷寒或炎热的气候。溥仪的旧臣甚至侄子、妹夫也加入了进去。老万在检举材料里写道：“晚上我入宫见溥仪，他向我出示一张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小瑞写道：“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曾有一个孤儿被打死。”大李写道：“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要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或动作稍慢一点，他就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溥仪看到了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似乎变得勇敢了一些。他在最后一份检举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超越恐惧的心中充满了懊悔和悲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而孙明斋所长却对他说：“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法国记者斯梯林·温德尔这样描述了这位傀儡皇帝的前半生：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旧损的黑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他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推下了皇帝宝座。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第十章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南满抗日义勇军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义勇军转移后，日军包围了村镇。兽兵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挨门挨户地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全村的三千人聚齐了，汽车上的兽兵揭去了蒙着六挺机枪的黑布。霎那间由人头组成的黑土地低下去一大截，血雾升腾，蒙住了灰色的天空。
兽兵们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何时能报！
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名叫方素荣的7岁小女孩。1956年3月末的一天，原野上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渐渐融化，营造出白蒙蒙的暖意。汽车在雪野上疾驰，车厢里传出伴着手风琴和口琴的歌声。歌声渐渐变得低抑，后来就消失了。
汽车在矿山的一座托儿所门前停住。车门打开，日本战犯垂着脑袋走下车来。
战犯们正在大接待室里喝茶休息，崔仁杰中尉拿着纸和铅笔，陪同一位面庞黝黑的小个子妇女走进来。崔中尉说：“她是这座托儿所的所长，叫方素荣。下面请她以亲身的经历控拆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战犯们的脸上闪烁着惊慌，他们大多知道平顶山大屠杀。
方素荣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而又异常生动。她静静地走上讲台，开始讲述日军屠戮平顶山的经过。
“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方素荣一字一泪清晰地说，“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我家，父亲跳出窗口，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走出家门，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和弟弟，妈妈抱着我还不会说话的小弟。鬼子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高粱秆风车塞到我手里，说别问了，别问了……”
枪弹像雨点一样扫来，背朝机枪的母亲和她怀抱的婴儿被打穿，倒了下去。拉着孙女的爷爷刚回过头去，也咚地一声倒在地上。爷爷的腹部中弹，他挣扎着爬到方素荣身边，把她压在自己身下。热乎乎的鲜血流到她的脸上和手上。子弹穿透爷爷的尸体，在她的身上打伤了7处。巨大的恐怖使幼小的心灵忍住疼痛，装成死人。
枪声沉寂，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刺刀一个挨一个地戳，一息尚存的生命发出最后的惨叫。弟弟抱着爷爷的腿，“哇”地哭出声来。跑过来的兽兵用刺刀一下戳进了弟弟的脑袋，从她的面前扔出好远。
说到这里，方素荣哽泣不止，拿出手帕捂住眼睛。
“从弟弟的头上喷出鲜红的血和豆腐脑似的血色浆汁。这情景老是晃动在我眼前。”
兽兵走了，夜幕紧跟着降临了。万簌俱寂中，偶然响起一两声轻弱而凄厉的呻吟和呼唤。方素荣苏醒过来，在爷爷冰冷沉重的胸膛下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她从爷爷的身子下爬出来，踏上一条荒僻小道，带着浑身血块和伤痛，大声哭着下了山。她被一位不相识的赶车大叔藏在干草下带回家。为了避免鬼子的追究，大叔白天把她藏到高梁地里，晚上再接回家。
方素荣就这样在高粱地和黑夜里苦度了三年！
“我为什么会遭到这个灾祸呢？我爷爷和妈妈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父亲每天都在矿上做工。你们说我三岁的弟弟和刚刚生下的小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这样残杀他们呀？”
方素荣泣不成声。战犯们也都低着头哭出了声。
“今天看到你们这些罪犯，恨不能一口把你们咬死！日本投降时，我大声哭喊，要把日本鬼子全都杀掉，为爷爷和妈妈报仇雪恨。”她扫了一眼战犯听众，这时已冷静些了，“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告诉我说，日本兵是罪人，同时又是受害者，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侵略战争，我们必须同日本人民团结起来。我相信党的话是正确的，为此，我可以永远不计我个人的冤仇。”
一个普通的青年女性，以巨大的气度表示出宽恕！
大村忍、小野寺广原、上坪铁一……日本战犯齐刷刷地跪倒在讲台前，双手撑地，痛哭流涕地深表谢罪。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双重的惩罚。
为了促进悔罪，加速改造，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2月至8月，管理所组织战犯走出监狱，到社会的大课堂去接受教育。这个穿着一色的蓝制服的庞大队伍，从抚顺开始，经历了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武汉、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等11个城市、99个单位。每到一处，他们都受到深深的震动，留下悔罪的眼泪。
在长春，战犯们参观了日军细菌武器工厂的残迹，又参观了在它的废墟上建起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细菌战犯榊原秀夫现场述说用炼人炉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景，战犯们列队炉前，摘下帽子，落泪默祷。离开武汉时，曾占据湖北的39师团全体战犯联名向省市人民委员会写了悔罪信；曾在山东犯下罪行的59师团战犯路过济南时，也向全省城乡人民写下了请罪书。到了杭州，参观了在日军杀人场上建起的麻纺厂，战犯们纷纷忏悔，有14名战犯当场要求处死他们；来到浙江旅馆，他们站在被褥前流着眼泪，迟迟不肯上床，“过去用血蹄践踏了中国洁白的土地，今天不忍再用血体玷污洁白的行李。”在哈尔滨住进一座设有放映大厅的俄式大饭店，丰盛的午餐席上竟有名贵的松花江鲈鱼，因为这是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