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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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那为什么说这把刀杀过三百人呢？”
“是为了形容作战时表现勇敢。”
石美瑜机智进击：“你是在哪次作战中杀人的呢？”
田中军吉露出破绽：“我以前在前线部队杀过一些人，不是三百个人，那是山中自己写的，是没有的事。”
“在什么地方杀的呢？”
“正定、广济、金山以及南京的西南方一带都杀过。”
“在南京杀过多少？”
“我们是攻的一条小路，我到的时候未见到中国兵，所以未杀过。”
“你刚才还说杀过。”
“我刚才说是打仗的。”
“你不是说在正定、广济、金山及南京的西南方都杀过人吗？”
“也没杀过。”
田中军吉蛮横地扭过头去。他的供词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不能自圆其说。法官问既然没杀人为什么盟军要逮捕他，他说告他的人企图敲诈他，他没有钱那人就诬告他。法官问他照片上被杀的人是谁，他说是一个破坏电线的共匪头目，平时肆意放火、抢劫，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把他抓到了日本军队。法官问照片是不是在南京拍的，他说攻南京时是冬季，照片上他穿的是夏装。但这恰好描画出他杀人时的疯狂，以至在寒冷的冬天燥热得脱去了外衣。尽管他百般狡辩，但大量的证据表明，谷寿夫手下的这个狂兽在南京大屠杀及历次屠杀中，用他的“助广”军刀像劈柴割草，杀害了300名中国军民。在确凿的据面前，由不得他不低头认罪。
继田中军吉之后，被当时的日本报纸誉为“勇壮”的第十六师团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岩和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在中国军事法庭的要求下被盟军逮捕，于1947年9月前后分别引渡到中国。
野田岩是日本鹿儿岛人，向井敏明是山口县人。他们都于1937年9月随日军入侵天津、塘沽，同年12月入侵南京。在进攻南京时，这两个人间恶魔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杀人比赛”。他们以比谁杀的人多为竞赛和娱乐方式，不择老幼，逢人便砍，白色的利刃下血肉翻飞。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载：
“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达到105对106的纪录。这两个少尉在10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
野田：‘喂，我是105人，你呢？’
向井：‘我是106人！’
两人哈哈大笑。
因不知道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先杀满100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150个人的目标。
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了100人，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将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
他们把目标定为150人！
据报道，这两个人间恶魔于南京郊区的句容就开始疯狂屠杀无辜平民，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12月11日，他们又在紫金山下开始了“杀人比赛”，又各杀害我100多名同胞。次日中午会聚时，两人的刀口都已缺损。向井说，这是因为他从一个中国人的钢盔顶上劈下，连同身躯劈成两半！“这完全是玩艺儿。”他说。
1947年12月9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他们分别进行了侦讯。
野田岩在被侦讯的时候摇头否认有过“杀人比赛”。
审判官龙钟煜出示了那张《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以“超纪录的百人斩”的醒目标题刊载了那则“杀人比赛”的新闻，还配以大幅照片。
野田岩仍在抵赖：“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难道这张照片也是想象吗？”
照片上两个恶魔的脸上充溢着狂妄和满足的神色。他们肩并着肩手握带鞘的军刀刀把，黄军服，黑皮靴，一字胡，神气十足。
野田岩不得不供认：“照片是记者给我们两人合拍的。”
而面对这张记录着他们罪恶事实的报纸，向井敏明的狡辩更是荒诞不经。
向井敏明说：“为了博取日本女青年的羡慕，回国好找老婆，所以叫记者虚构了这条颂扬武功的消息。”说得过于从容了。然而倒也不乏几分真实，当初他们确实是抱着日本武士的英雄激情和理想，为了“发扬日本的武威”，而向中国人下刀的。
迷茫的追求，被邪恶驱赶着的命运，使人想起一首日本民歌：
我是河里的枯芒草，
你也是枯芒草。
我们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不会开花的枯芒草。
没有思想的芦苇，宿命的芦苇。没有思想而又杀人，杀人就是他的思想。
他们是杀人的芦苇。
1947年12月18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田中军吉、野田岩和向井敏明这三个人间恶魔。《判决书》指出：
“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依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宣判“各处极刑，立即执行”。法庭内外，一片同贺之声，有人喜极而悲。
三声枪响，黑血激溅。全城欢心摇撼。
是日为草鞋峡集体屠杀5万多受难军民十周年祭。
第七章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1）
宁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宝昌祥内衣店的伙计蒋信发像往常一样，飞快地钻进了地洞。可是洞外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他斗着胆子把脑袋伸出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粒和粟子，看到像纱巾一样飘动的白黄色粉雾。日本人要干什么呢？他觉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脚面爬上了许多红色的跳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跳蚤。他跺跺脚，踩死了几只。
当晚回到家里，他感到体虚发热，头痛难忍，腮帮子发炎肿胀。不出数日，患区从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变成紫黑色，身体因失水迅速枯缩，像一具沙漠中干瘪的木乃伊。送到医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经诊断患的是鼠疫。他的父亲蒋阿宝，继母阿香，也因同样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传递。1940年10月下旬，宝昌祥内衣店的15名职员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绍酒店死6人；东后街一家鱼贩全家死绝……是瘟疫，鼠疫。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成了鼠疫区，成片的居民突然像体内被泼上火油点着了火，医院塞满了人，但一个个都法抗拒地悲惨死去。
远处传来消息，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3个县也有438人染此疾，不治者361人。
事过不久，在哈尔滨南郊“关东军731部队”的秘密播映厅里，银幕上出现了日军细菌部队的攻击场面：几架飞机的翼下挂着特制的器皿；装着跳蚤的器皿；飞机低空掠过村庄；老百姓在移动奔跑；字幕“任务完成”；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从一架飞机上款步而下，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国报纸的特写和日语译文：“宁波一带发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后仰地作演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它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细菌武器成本低，杀伤力强，且能造成恐怖气氛，挫伤对手的士气。
此后，石井四郎多次指挥他的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1941年夏季，他派出由100多人组成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带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疫菌，使得那里爆发了强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亲率远征队到金华地区，把盛着细菌的玻璃瓶和轻铁瓶投入水井、沼泽和民宅，造成大批的人死亡，义乌县崇山村380户人家，死了320多人，有30户全家死绝。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他要效益，还要刺激。该地有两处日军的集中营，关押了3000名中国战俘。远征队预制了同样数量的烧饼，用药针把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分发给俘虏吃，然后放了他们，用隐形的屠刀大量杀害中国人，而日军却把中国士兵吃烧饼的情景拍摄下来，作优待俘虏的宣传。
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的成员榛叶修深为自己从事的勾当感到可耻，因而逃往中国军队。他写了一份“日军罪行证明书”，证实了日军极其惨无人道的行为。他写道；他所在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任务是为日军预防传染病，而实际却在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该部用飞机积载伤寒、赤痢、鼠疫等向金华、兰溪中国军驻地与后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国军民染恶疾死亡。
榛叶修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他检举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目的：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榛叶修的证词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破坏战争法规及严重的反人道行为。中国政府的检举，引起检察局的一些官员的关注。美国法官莫罗上校开始着手调查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问题。他被指定负责日中战争工作小组。
莫罗提交了一份《中日战争》的备忘录，其中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和化学战；这两种残暴的手段早已被凡尔赛条约等国际协定禁止；德国与意大利在二战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细菌武器的负责人，他用活人作试验；日本政府对此要负责。莫罗忙乎着。
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部队的秘密。他许诺，只要731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重点还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卖鸦片等。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气伤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此后毒气战例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气。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气的命令，自“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数达8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