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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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所在地域的地势是由北向南倾斜，涌出的泉水将南面一大片地方改造成荒漠奇景——自然形成的湿地。南方，是马鬃山的山影，北方一道黑黢黢的山梁，阻挡了人们的目光。只有向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在极目处，则是军马场的“白戈壁”。
我们肃立在庄严的国门之前。我们的身后是泉水，是马鬃山，是黑戈壁，是北山羊为标志的马鬃山镇，是达布家的羊群，是欢新家的夏牧场……
边境静悄悄的。我们没有惊动其他的人。可我自己却再也平静不下来。
……西北科学考察团主要依靠传统的交通工具骆驼，从包头启程，到达了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这是他们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此后，就是穿越黑戈壁，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1931年，将斯文·赫定描写这一路见闻的著作《穿越戈壁沙漠》译成中文出版时，译者将书名恰如其分地译作《长征记》——这时离中国红军放弃红都瑞金转战二万五千里，还有4年时间。
在路途中，问题可以出在一切方面，就说斯文·赫定的“老朋友”骆驼吧，怠工、逃逸、倒毙，随处可见。发情的公驼曾将成箱银元撒满草滩，而因不堪负重倒毙于途的骆驼尸骨几乎成了路标。每逢扎营，营地就变作“骆驼城”，方圆数十里的牧民都来看热闹。土匪、警匪一家的税卡、盗马贼、浪迹天涯的艺人、溃兵、遁入中国的白俄、身份不明的外蒙古难民……随时在觊觎考察团庞大的家业，柴草、米粮、饮水……无时不在危机恐慌之中。但只要一和古道相逢，丝路情韵就激发出考察队员的献身精神。在丝绸之路奔波的商旅总是那么知寒暖，识好歹，那么乐于助人，但又那么长于算计。与个体商队相比，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队伍成了装备精良的团队。走在古道上，单调驼铃听上去韵律从不重复，使人分外思念家乡亲人，又驱策人们放弃熟悉的平凡生活去突破极限，探寻秘境；那雾野犬吠，提醒人们他并没有被同伴抛弃；那一丛丛在朔风中瑟缩的蒙古包，会为风雪夜归人安排一个温馨梦乡……经历了如此折磨人的旅途之后，斯文·赫定回答“一个探险家需要具备什么品质”的提问时，便在人所共知的内容之外，特意加上了一条：必须有“天使般的耐心”。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路途的终点——额济纳河尾闾的丰饶绿洲，随时展现在地平线之上。它是如此诱人，它又是如此恼人！
《黑戈壁》十四（2）
1927年9月28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昶一行，终于抵达了那横拦在古道之前的苍莽大川额济纳河。驼峰干瘪、脊梁磨烂的骆驼一头扎在激流中痛饮；擦了掌的猎狗冲着岸边沉静的胡杨林狂吠不止；北雁南飞提醒人们这不过是路途中另一个驿站；袅袅炊烟变换着身形，似乎在推敲、测试旅人的来意。只有在额济纳河岸边，一个探险家才想到应该认真检点自己的精神库存。
……在额济纳的日子张弛有致。考察团一边休整一边工作。他们在沿河胡杨林建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气象观测站，观测站在这地角天涯坚持了8年之久。他们对额济纳河流域做了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最精确的测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地理学界在联合编绘中亚地图时，除美国资源卫星的资料，所能够依靠的就是1927－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勘测数据了。中国人、外国人和蒙古牧民处得都不错，正在脱毛的骆驼无人放牧也不再企图逃归鄂尔多斯的牧场，食堂鸡栏不时会混进一窝一窝的色彩斑斓的野雉……但不管怎么说，这“世外桃源”只是中途的驿站，“黑戈壁”、“星星峡”、“哈密”……这些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议事和闲谈之中。
1927年11月8日，考察团大本营拔营启程，在额济纳旗土尔扈特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王爷塔旺嘉布）亲自送别与祝福之后，踏上被遗忘的丝绸之路，前往新疆门户——哈密。
一开始，行程就不顺遂。额济纳河西支流紊乱无定的水系不时将路途阻断。前往新疆境内的绿洲哈密，原有几条商路。在行旅谈虎色变的黑戈壁的中心，额济纳的牧人们都说至今还有土匪出没。舍弃穿越黑戈壁之路，走北方的贴近外蒙古的“小路”，不但水源地不明，也坎坷漫长的多，但近年来从包头、归化（呼和浩特）、绥远到哈密、古城（奇台）、乌鲁木齐的商队一般在两害之间取其一，总是顶风通过偏北的戈壁。尽管考察队并不怕零星土匪，可斯文·赫定还是决定，将路线尽量靠近中蒙交界的界山。
黑戈壁偏北的那部分戈壁，又叫做“风戈壁”。什么叫风戈壁，刚刚上路就知道了。一场11级（每秒30米）大风使考察团被迫停留了一天。
多学科的中外队员之中，就属斯文·赫定见多识广，在三四十年间他几乎走遍西部。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这样写到这场风暴：
不容否认，这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大的风暴，估计它的风速达到每秒30米。我们似乎要被困在这里了，要被冻结在这里。轰击着帐篷的不仅是沙尘，还有直径大约两毫米的精砾石。石子就像是扫射一样，打在我的帐篷上。
经过整整一天的风暴，走出帐篷，给人的感觉是：
就好像巨大的扫帚从这荒凉的原野上横扫过，沙尘如同一柄柄轻轻的、打着旋的扫帚头，挟风裹雾掠过地面。在尘雾中，人们有一种不安全感，看上去就像整个大地都在震颤。
这些字句不是出自事后的回忆。斯文·赫定的特点就是，哪怕再艰险的旅途，他也坚持在途中随时记下自己的见闻。这，就是他在昏暗的帐篷中写下的现场感受，所以能给我们亲临其境的阅读感受。
赫定曾在飓风席卷下发现了楼兰古城，是第一个将风成地貌雅丹这个概念引入欧洲地理学界的人，但1927年11月12－14日刮起的是他亲历过的最大的风暴。几天后，一场暴风雪几乎将赫定帐篷撕碎。
据说在这一路上，只有那蒙古牧民传说中的丰饶水泉谢别斯廷，才能够让考察团的一两百峰骆驼都痛饮清水，可是，有谁知道这个从来没有标注在任何一幅地图上的谢别斯廷泉究竟在哪儿呢？原以为与从包头到额济纳的艰难相比，这额济纳到哈密的旅途简直算不得什么。可是风雪使行程一再迟滞。除了风雪，使此行分外艰难的是：他们并非如同商队，仅只是在赶往目的地。要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为开通飞机的欧亚航线准备气象资料，是为即将到来的用汽车、火车重振丝绸之路雄风勘测路线，是为调查西北资源而组建。一路上，他们不但要做气象观测，要测绘地形、考察地质，还要进行考古调查，判断古今环境的变迁。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这些考察，除了勇气，还得祈求机遇眷顾。
路上，考察团与一个出发于归化（呼和浩特），前往巴里坤、古城（奇台）的驼队相逢。这个驼队有1200峰骆驼，90个人，是50家商号联合组成。这是已知的、在这个时期丝路经行的规模最大的驼队。1200峰骆驼！商队秩序井然，人畜状态良好。特别是那些每月还挣不到5块银元的驼工待人的友善、真诚，使包括赫定在内的考察团团员感受到了暖意，领略了古道人情的丰厚。然而行进在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只有零星客商才能够结伴同行，商队不但不宜同行，而且应该有意识地错开上路。那是因为在日渐荒凉的古道上，水泉、柴火是如此珍贵，往往不能同时满足两只商队的需要。
一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装备了300多峰骆驼，每次拔营，都成了草原奇观，引得附近的牧民纷纷前来观看。他们的营地被称为“驼城”。想想看，300多峰的四倍，将是一种何等壮丽的景观！驼队之中满载着衣服、茶叶、杂货、香烟、布匹。这些货物，可以满足北疆牧区半年间对生活用品对需求。1200峰骆驼，归属7个主人，这种联合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路上能够满足1200峰骆驼饮用的水源地其实少而又少，他们的行程得安排得象时钟一样准确，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如同接力，才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上路。如果途中遇上了另外一个数百骆驼的驼队，必然会发生争强水源与草料的惨剧。可是，这也是对付土匪与“非法税卡”的惟一有效手段。这些骆驼与驼夫们，在路上要走30天，但往往一年之后才能与家人团聚。一旦到了目的地，卖掉货物，他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牧民，在当地的牧场上放牧一年，等到来年秋天，自己的骆驼摘了秋毛，驼满新疆的土产：皮毛、棉花、沙金、羊肠……返回内地。他们知道黑喇嘛。他们不怕黑喇嘛。他们怕的是水泉干涸，草场荒芜，严寒风暴，疾病缠身。与黑喇嘛相比，那些都是不可抗拒的、命中注定的。
《黑戈壁》十四（3）
对历史发展来说，抢劫丝路商旅，应该是与拐卖妇女儿童同等量刑的罪行。它影响的面太广泛。可这又与“顺手牵羊”一样十分常见。其实，许多次抢劫（甚至相当认真的抢劫），都是“业余”强盗干的。然而，强盗就是强盗。作一次强盗的，从精神层面来说就永远是强盗了。
病重的斯文·赫定，因为在荒野与“天边来客”意外相逢，强打起精神，去驼队作客。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这样写道：
在汉人驼队的一座帐篷里，我们受到了这些夫役们非常友好的接待。只见四五个人正坐在那里聊天，嘴里叼着大长烟袋；还有6个人蜷缩在羊皮垫子上睡觉，那姿势更是千奇百怪。他们鼾声如雷，时而从羊皮褥子深处还传来几声奇异的怪响。几个人把我们迎到帐篷横头的主位坐下，地下铺着几个毡垫供人坐；在帐篷杆的旁边，立着一对矮小的木箱，它的边上，一个铁盆圈里正燃着一堆火，火上坐着一把壶，另外有几把茶壶也在火边上烧着，里面的水已开了。中间的大水壶里正煮着面条子，那是一种条状的、用面制成的食品。中国人声音很大地吞喝着这种面条汤，那几个睡觉的也被叫起来吃饭；他们吃的还有烙饼，那是一种面包似的食品。在他们的食谱上还有一种吃食是牛肉，这都是在额济纳买的。我们这些客人也被奉上了热茶。这些普通的汉族商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友好、招人喜爱，他们对待客人总是一样的热情、客气。他们边聊边笑，自得其乐；从没有人见过他们忧愁郁闷的样子。但是他们说，他们一个月赚的钱还不足5块，还要没日没夜地跋涉于这亚洲的荒漠之中。白天，他们有许多苦力活要干，因此他们只能在夜里走路。
吃完饭，他们又叼起了大长烟袋，点着了火。他们在尽最大的力气回答着我们所问的所有问题，一个人讲时，另一个在旁边还不时地纠正着。
与缺粮（他们已经开始宰杀宝贵骆驼充饥了）、苦寒相比，更大的问题是斯文·赫定突然身患重病。
1927年12月10日，考察团在位于布尔根布鲁克（公驼泉）的第72号营地休整一天。
上午，斯文·赫定先请随团医生赫默尔为自己作了严格的诊断。结论是：赫定身患严重的胆结石。最好卧床一个月。在此期间不宜骑乘骆驼、马匹，步行的振动也会致使病情加重。午饭后，赫定请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来到自己的帐篷。交谈是推心置腹的，可也是艰难的。他们都知道，在布尔根布鲁克不能久留。这个地名的来历是曾经有人在此放牧过3岁公驼，可这就是它最“辉煌”的“历史”。当地微咸的水和柴草只能维持考察团使用两天。而在那样的时期，在那样的地点，除了上帝，他们能够依靠的则只有自己了。突然，有人闯入帐篷，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刚刚抵达的一支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返回的安西商队带来了考察团瑞典地质学家艾利克·那林的信。
那林和他的分队已经到达谢别斯廷，并找到了那个著名的、传说之中的泉水，在那儿不但水源丰沛，而且柴草足够。这个救命的水源地离开72号营地只有3天路程。
——哦，谢别斯廷！真有这个传说中的“仙境”！读过字迹潦草的信，徐炳昶教授松了一口气，提出：明天一早立即拔营，前往谢别斯廷地方。考察团在谢别斯廷补充了饮水后，马上动身循古道前往哈密。他们将在哈密会合。经过考虑，赫定同意了。
斯文·赫定强忍着剧烈疼痛，坚持在途中绘图、写笔记。徐炳昶教授走在队伍前方。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赫定。在日记中，徐教授写道：赫定一路非常疲乏，最厉害时要靠打吗啡针来缓解疼痛，“但他的精神刚觉恢复，即又起看分度器作路（线）图。他这样的精神，真令人慨叹不已”。这时，徐炳昶后悔没有劝阻赫定在布尔根布鲁克多休息几天。在远赴谢别斯廷途中毫无水草补充，他们成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