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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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路古驿大石头，马仲英自出发以来第一次检点了自己的部下。
没有“自然减员”，没有趁机脱逃，仍然死死追随他的，还剩下200余人。他封锁了山谷，下令杀了马、骆驼，美餐一顿。然后在大石头留下老弱妇孺33人。其他部下，无一例外，轻装在半夜出发，袭击甘肃、新疆交界的要塞星星峡。部队出发后，大雨滂沱。第二天中午，马仲英亲自带队得胜归来。在黎明时分，他们一举端了星星峡的新疆驻军的营房。如果没有这个胜仗，马仲英已经是进退失踞了。
攻占星星峡后，马仲英下令，兵分两路，倾巢前往哈密。他打仗从不留后路，这次他根本就不想再回酒泉的事，在大石头、星星峡，全没有留下一个人作防卫接应。在军马场期间，我曾听人们这样形容马步芳打仗：如同老鼠×猫。可正因为如此，他总能以小搏大，总是胜多负少。事实上，他也实在输不起。
除了黑喇嘛丹毕加参，与黑戈壁有关的另外三个人，都深刻影响了新疆现代史近程。他们都曾在黑戈壁进出，他们都是另类的历史人物。其中第一人就是马仲英。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临夏人。回族。出生在1911年。与马步芳、马步青是堂兄弟。早年在青海军事学校学习，十几岁带兵，1928年率所部在西宁起事，年仅17岁。与马步芳有隙，便自改其名为马仲英。此后以酒泉为基地，影响了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的政局。蒋介石委任他为陆军新编36师师长，将酒泉指定为他的防区。1931年7月（农历五月），新疆哈密的实力派尧乐博斯专们到酒泉，邀请马仲英赴新疆。当时马仲英因与其他“诸马”——特别是马步芳——矛盾激化，自觉地位不稳，“正瞌睡塞过来一个枕头”，便应尧乐博斯（那时是哈密王府的卫队长）之请，从酒泉出发，倾尽全力穿过黑戈壁，进入新疆。
当时的新疆省军在哪个方面都应该占上风，可与马仲英的“丐帮”杂牌军交手却一再败北。在车轱辘泉一役中，马仲英负了重伤，这时省军的主力改为白俄将军巴平古特率领的“归化军”（编入省军序列的原白俄军人），以“能拼会打”著称的不再只是马仲英一方了。马仲英败退撤出新疆，返回酒泉。
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并很快就退回出发点酒泉不久，哈密又成了新闻的“窝点”。
……1932年的夏秋之间，哈密与河西之间的古道上，又出现了行旅。那时，马仲英正在酒泉养伤，省方又恢复了对哈密的控制权。起事的领袖和加尼亚子阿吉受到“招安”之后，已经在省城为官。他的部属大部分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山村。在戈壁的另一头，在酒泉，已经集聚了不少因战乱不能及时回乡的维吾尔族商旅。哈密的维吾尔族富商吾甫尔阿吉有一个“艾山洋行”，专门经营与内地的贸易。大乱之后，百废待举，在吾甫尔阿吉劝说下，哈密与酒泉之间的商路又开通了。
滞留在酒泉的12个来自新疆各地（哈密、吐鲁番、托克逊、库车、阿克苏）的商人，决定结伴而行，一同上路还乡。路经丝路古驿苦水，那原来是戈壁的一个“腰站”，在商人们路经时，只剩下残墙断壁，一片瓦砾。他们只得在苦水路边露宿。这时，省军的一个步兵排（29人）正好也从此路过。他们的任务是前往星星峡驻防。他们见到商人们行李沉重，顿起歹心。在晚上，突然向在睡梦中的商队开枪射击，11人当场打死，1人跑出十几里远，被士兵追上，打死在荒滩上。他们将所有财物吞为己有，并捏造了事件起因：本排行抵苦水，遇到12个人，在盘查时，12人竟从行李中取出凶器袭击军警，意欲抢夺枪支。于是，将这12个土匪悉数击毙。但是，这个解释马上就出了问题：在查获的物资之中，并无任何凶器。也没有谁想到该费费心为“土匪”的行李中塞上凶器。“土匪”没有武器，居然敢于以卵击石，主动向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发动袭击？在分别调查中，事情终于败露。继杨增新主持新疆政务的金树仁感到不能不向当地客商作个交代，就决定，在星星峡驻防的那个排中，抽签枪毙12人偿命。但是，哈密方面不敢执行，怕这样一来整个边防排会全部叛逃，势必逃亡酒泉，又会引起马仲英的注意。只要一个人逃脱，祸患无穷。于是就假借换防，将这个排调到哈密，马上拘禁起来分头审讯。果然真相大白。于是将两个排长就地枪毙，其他的军士，全部押解到省城，交部队处置。并将赃物还给家属，还作了一些赔偿。“苦水事件”消息传出之后，当地群众纷纷到省城情愿，要求追究责任。只是处理及时，才没有造成其他后果。所以，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一开始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人心向背，是新疆稳定与否的压舱物。
《黑戈壁》九（2）
除了“苦水事件”，哈密在1932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七角井瘟疫”。
在“苦水事件”前不久，1932年春季，哈密西北的要道驿站七角井发生了一场看似无来由的、找不到传染源的瘟疫。在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时，他主要着眼点在天山以北。天山以南的交通反而比以前繁忙。一些商贩，为了避开战火，也宁可踏上“风戈壁”，而七角井正是“风戈壁”中的标志性驿站。马仲英撤回河西，七角井由省军的杨正中部驻守。杨正中嗜杀成性，往往随便就将不顺从己意的商旅处死，然后胡乱埋在或扔在附近的沙丘中。在七角井的旅店前，有两颗电线杆子，一度成了杨正中悬挂首级的旗杆。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正是因无辜死者得不到安葬而生，以致除附近的百姓与过往商旅，甚至驻军也受其害，不停地有士兵逃离这个阴霾不散的地方，同时将瘟疫扩散到其他的驿站绿洲。在一些村落，瘟疫几乎是灭绝性的。有一则目击报道说，在某小镇，生灵死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爬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胸前，寻找母乳。
——这，就是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之前的哈密。
与在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相比，哈密的省军在“苦水”“七角井”的作为，更象土匪。
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返回酒泉前后，马仲英在当地招贤纳士。河西走廊原来就“人才密集”，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参谋部与政治处、秘书处，成了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其中有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的中共脱党人士，有国民党的骨干，有日本间谍，有来历不明的土耳其军人（还不止一个）。最绝的是，这些人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碰面，一定会立时打得你死我活，可在“尕司令”的“智囊团”里，却始终相安无事。
比如，马仲英的“少校参谋”于华亭，谁见了也说是日本人，关于他是日本特务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可他自己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绝活是译电，据说当时还没有发明出他破译不出来的密电码。据说（又是据说），马仲英几次绝地反败为胜，都是因为他成功译出了对方的军谋布署。
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国民革命军新编36师中将顾问”——则更绝，谁也不知道他从何来，来干什么，甚至他到底是谁？可他在马仲英麾下颇为自适。他的房间从不请人进入，房里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兵谋战略，只有一个河西籍的小脚女人，40多岁，整日端坐在炕上。他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她一句外国话听不懂，他们平时用什么语言交流呢？每当凯末尔“中将”高兴，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将小脚女人扛在肩头，在房间里、院子里“游行”。可他是真正的军事家，就是他教的马仲英把骑兵当作坦克使用。这招曾将苏联刚刚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塔尔巴哈台军”）打得丢盔卸甲。
参与马仲英核心机密的人当中，除了他的家族成员，还有甘肃现代史的名人，比如吴应祺、张雅韶，他们刚刚从苏联回国，曾是中共的骨干，不但投入马仲英幕下，成为他的谋主，甚至将马仲英兄弟也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另外，河西著名的脱党的原中共党员比如蔡雪村、葛霁云，另外还有甘肃哥老会辈份最高的堂主赵福臣……都在麾下为他效力。就凭这个，年仅20的马仲英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待。
1933年4月。马仲英第二次入疆。
这次与上一次的最大不同，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从退回河西，马仲英一直用一只眼睛紧紧盯死新疆。——另一只眼睛他始终是盯着他的堂兄弟们（马步芳、马步青、马步康……）的。他显然认为，要想有大的发展，只有进入新疆，占据天山南北。河西、酒泉只是暂时栖身之地。
第二次进入新疆，马仲英部队传唱着另一个“军歌”7：
打了一仗又一仗
仗仗不离机关枪
三八式专用来打老乡
在第二次进入新疆期间，马仲英打遍天山南北，连乌鲁木齐也几乎陷落于其手。他的对手仍然是苏联，但这次归化军（原白俄）已经不是个儿，与他死拼的是“新疆王”盛世才重金请来的苏联红军，只不过名字改为“塔尔巴哈台军”8。这支“塔尔巴哈台军”坚车利器，锐不可当。但个人装备比马仲英的部下还差。一则目击记说：在北疆的苏军（塔尔巴哈台军）哨兵，舍不得让靴子站在在雨雪泥泞中，就站在砖头上，砖头踩在烂泥中，用一截铁丝将靴子与砖头绑在一起。穿着这种“花盆底”，根本不能打仗。可飞机与装甲车协同作战的威慑力，击穿了马仲英所部的心理墙壁。败退途中，他劫持了斯文·赫定的车队，同时他也想将这个国际知名的探险家扣作人质。最终不知是马仲英吸引了斯文·赫定，还是斯文·赫定感化了马仲英，反而互相萌生了敬重感。但，最终谁也想不到的是，1934年7月，马仲英在吴应祺、蔡雪村等陪同下，由喀什噶尔西北的伊尔克斯塘边境口岸，进入苏联境内。为了避难，也为了寻求支援。这如果不算是与虎谋皮，那也是将头探入虎口。从此，一去无回。
马仲英在苏联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种说法是，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英勇战死；一种说法是，在学习驾驶飞机时因飞机失事身亡；一种说法是，在斯大林“肃反”时期，死于冤狱……这就与黑喇嘛的遭际颇有几分类似了。使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这几种说法不管哪种是真的，其实都用不着死不承认。除非是没有一种沾一点边。在斯大林的“肃反”中，还有什么级别的阴谋，什么档次的冤狱，说出来会叫人吃惊呢？
《黑戈壁》九（3）
一开始，马仲英在苏联的活动还相当公开，其实是苏联方面有意为政治作宣传。他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苏联报刊不停报道他在工厂、集体农庄参观，他的随员陆续进入苏联军校、航校。他也在学习俄文、日文等四种语言。苏联特意为马仲英派了一个顾问，叫梅斯诺夫。其他留在新疆的部属，还派专人赴苏联向他汇报。1935年冬，苏军为马仲英设立了参谋处。这也许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有关。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西路军进入河西。人们传说，共产国际打算利用马仲英与盛世才联手，打通“国际通道”，将进入河西的工农红军接引到苏联。这计划可能是真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有多天真。就算是人们能成功地将猫与老鼠安排在同一个饭桌上就餐，也不可能让盛世才与马仲英同室而眠。
从193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关于马仲英情况的消息传出。实际上就连他的身边人也一个都没有了：全部从人间蒸发了。
关于马仲英，最后的消息是：他的旧部马彦良1938年10月来到延安，面见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对他说：“马仲英现在仍在苏联，你们以后可以见面。”9
马仲英是步黑喇嘛，力图尽快填补地缘政治空间的第一人。可他也是在黑喇嘛之后，第一个永远离开内外蒙古、甘肃、新疆中间“三不管”的黑戈壁的“好汉”。
马仲英在30年代初两次进入新疆，都与新疆哈密的强势人物尧乐博斯有关。如果说马仲英的下落之谜，使人想起了黑喇嘛丹毕加参；那么尧乐博斯的身世，则颇有点像黑喇嘛的“简化字版”。
据说（关于尧乐博斯身世，随时用得上“据说”两个字），尧乐博斯1889年出生在巴楚县（玛喇巴什）的维吾尔族乡村。父亲当地的“水官”。他是父亲在路上捡来的弃婴，并为他起了个名字“尧乐达巴斯”，意思是“路上捡来的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被顺口叫成“尧乐博斯”——老虎。在尧乐博斯5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吉娜斯提汗被驻喀什喀尔的道台强娶为妻，为此，在病中的父母先后都去世了。那个道台“姐夫”因为处理塔什库尔干等地的划界事物时获罪，被撤职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