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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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二中全会上，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做了发言，他特别强调私人企业恢复生产问题。北平、天津许多私人企业一直未开工，它的后果就是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到这一点。少奇到天津时，天津资本家思想是很乱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没有出路。李烛尘先生说，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贸易公司就压低价格，他们没钱赚，只得把盐又运回来。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好，党政机关、贸易机构、公营企业都不同他们接触。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对立，职工对立，也很尖锐。工人要增加工资，临时工要转正式工，工人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工头和管理人员，他们或打骂过工人，或做过其他坏事，为工人所痛恨，还发生了工人分小店铺的事情。看到资本家还住洋房坐汽车，工人也愤愤不平。新政权宣布废除伪法律，公司法作废了，资本家感到没规则，无保障。税收虽然照旧，但国民党时代请吃顿饭就减免了，今天就不行，便觉得不堪重负。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了解到这些情况，就通过座谈会、汇报会和对工厂企业的实地考察，反复申说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道理，解答干部们的各种问题，召开了各级干部会，大中小资本家座谈会，又召开了职员会、工人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
少奇反复强调，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少奇说：上海一位资本家曾对毛主席诉苦：“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希望把“剥削者”按希腊词典释义译为“利益分润者”。永利公司800元开办，现在的巨大产业，既有剥削，也有利润。剥削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少奇认为，资本家文明和野蛮的两面应区别对待，前者合作，后者处罚，但要慎重。问题不在于名词，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失业人员不如有业人员。政治解放，还不能完全不受剥削，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做不到。现在是资本家太少，不是太多。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资本家时说：“谁是大哥？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但是在城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就是这个意思。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对少奇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少奇回答：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宋卿也这样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呢？宋卿先生说：“那当然干！”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就思考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在天津期间他又重申了这种可能性。这是最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无产阶级政策。少奇与少数知名民族资本家座谈时黄敬和我均在场。在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趋向理论两个方面，少奇都做出了贡献。五六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先生担任了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先生当了天津副市长，工作称职，晚年还把他所存的文物古书捐给历史博物馆。对他们的任用和他们的表现不是都可以证明当时执行的政策正确吗？！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既然“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
从香山到中南海（6）
在天津一个月时间里，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开会，调查，谈话，看材料，批文件，无暇看戏，更无暇游览。但住地较清静，每晚我们到户外散步半小时，这是少奇多年的好习惯。我的五妹刘莉（王光平）是由白求恩医大抽到天津接管医药部门的，来看望过我们。光英也只是在两三次座谈会上见过少奇。
7日，少奇到塘沽参观碱厂。从那里去唐山，因为开滦煤矿工人正酝酿罢工。少奇主张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没有权利禁止工人罢工。即使国民党暗中破坏，我们也让它去吧！以后工人会相信我们的。他急着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以便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
也是7号，我因预产期将近，黄敬派在天津参加接收工作的康岱沙（陈叔亮的夫人），陪我搭彭老总的公务车先期返回北平。当天晚饭后，性情活跃的岱沙说起在延安工作时，常陪毛主席打麻将牌，很想见见主席。我带她同去双清别墅，主席见了我们很高兴。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清楚地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说话间，工作人员请主席去跳舞，主席约我们同去，我辞以不便，主席笑着说：“噢，要做妈妈了！”
5月8日，我送走了岱沙，进城后就回到娘家，母亲帮助我准备婴儿应用物品。
5月10日，我在家中接到毛主席的秘书、老红军叶子龙的电话，说主席要我转告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我用家中电话西局2858号，好费时才给黄敬打通电话，托他把叶子龙来电话的事转告少奇。少奇10日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得主席通知，11日即回到北平，顺路接我回香山，当晚到主席处汇报。主席建议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逐层向干部讲一讲。这期间，少奇还于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19号在北平干部会上做天津调查情况的报告。除去出席各种会议、做报告、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
5月13日，女儿平平出生在北京医院。少奇全天有事，14日才来医院看我。19日，少奇在青年剧院向北平干部讲话以后又来看过我一次，记得孙少礼（张香山夫人，我的入党介绍人）听报告后向少奇问我的情况，并搭车到医院看我。两周后我出院回娘家休产假，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说当晚去大连，再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这一段少奇的活动我没多少记录，并遵纪没打听。
记得6月初叶子龙、吴振英来过我家，告诉我少奇将出访苏联，要为少奇访苏准备些衣物，特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帮忙买了皮箱和衣服，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少奇回来的急事是出访。6月中旬，少奇到我母亲家看我和女儿，我还自告奋勇地陪他去王府井大街买鞋，在街西侧走了一趟，路过一个叫平平鞋店的铺门口，我们会心地笑了，同时“哟”了一声。我们的女儿叫平（谐音）平： 建屏、北平。
少奇被召回，是为中央派代表团访问苏联进行准备。这是一次未经宣布的秘密访问，也是中苏两党间的第一次高级会谈。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王稼祥、高岗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这时已被内定为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到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接待。中苏会谈开始，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即将成立。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特别介绍了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少奇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外的事情了解不多。现在要治理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同时，少奇也要求苏共中央介绍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并与有关负责同志谈了话。中苏代表团举行了几次会谈，对中苏建交、毛泽东公开访苏时间、苏联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都达成协议。斯大林完全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会谈中，少奇介绍中国情况时，苏方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讲军事形势时，苏方全体元帅出席。少奇还同斯大林单独会晤过。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与少奇专门就党务问题谈了一次。大约是7月底，斯大林在乡间别墅宴请中共代表团。席间，斯大林举杯祝酒：为学生超过先生干杯。少奇没有干这杯酒。他说，兄长永远是兄长。这不仅是出于谦虚，他不愿意在这种时刻被人误解为中国党有意向“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挑战。鉴于斯大林曾经说过“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同时，听苏共党员反映，苏共党内传达说，南斯拉夫出现民族主义已很难办，中共胜利可能比南更难办。这种时候，这杯酒更是不能喝。少奇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并高度赞扬少奇此行成功。
从香山到中南海（7）
在苏期间，少奇还进行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在当时，采取苏联模式是我们唯一能作的选择，这对迅速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和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基础，功不可没。
8月14日，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合作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厂行政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只字未提。
少奇赴莫斯科我未同行，但少奇回国后，出访公事包长期交我保存，内有电报稿及各单位介绍情况记录打印稿（已全部交中央档案馆），故对少奇访苏情况略知一二。
7月，我先带着孩子们搬入中南海。月底，主席曾到万字廊看我，问少奇的健康情况，说了些笑话，并告少奇快回国了。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专列中随行的有几十位苏联专家，许多在北平的高级负责同志到停车处迎接。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没有再住香山。
王光美：我与少奇 杂忆
正气万古：怀念安子文同志（1）
本文原载《工人日报》1980年7月14日。——怀念安子文同志（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6月25日，正当我准备到医院看望安子文同志的时候，忽然有电话通知：子文同志已在凌晨2时去世了。尽管在那几天，我已有精神准备，却仍然感到震动，感到悲痛。一个那么坚毅、那么顽强的人，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又经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疾病会夺走他的生命，总感觉他还活着，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的面前。
在“文革”前，我和子文同志接触虽然不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见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同志谈谈，向他请教我在工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来到子文同志的住处，他们正吃午饭，是稀饭就咸菜。他听说我们是两顿饭，也就不多让，边吃边谈了起来。他只说了两条：一是注意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机密，不要乱说。二是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工作又特别忙，要好好照顾，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谈得很简短，也很亲切。在告辞时，他殷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能虚心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条件。”后来，我听许多同志说，子文同志对谁都是这样诚恳、坦率、谦和，同志们到组织部来，就像回到家一样。我想，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党务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材料，要经少奇同志审阅，转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为少奇同志的秘书，同子文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子文同志组织纪律性极强，凡是重要的人事调动、提拔或处理，他都要请示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他还经常如实汇报干部的思想动态，提出积极建议。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见，他总是认真研究，努力贯彻。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他富于机智，敏于思考，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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