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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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毛泽东的像片？
王光美：对，反正那时候我也有点儿愣劲。
杨澜：“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的警卫员就不止一个，在那特殊情形下，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刘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儿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
感受王光美（6）
杨澜：“文革”中很多人家破人亡以后，或者因为受到人格的侮辱，所以自杀了。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杀？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药，他有他的安眠药，我那天拿着我的安眠药瓶对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结论。”他很少说话，可是这话就说在关键上，因为看出我拿这药问他，不是说要吃一粒两粒的问题。
杨澜：所以您就从此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再也没想这件事？
王光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
杨澜：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您也曾经把小小小小，即刘潇潇（又称刘小小），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小女儿。托付给保姆赵阿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虑，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那在我们门外那个院子里，我跟少奇打了招呼，我说现在没法了，是不是就把孩子交给赵阿姨。他同意了。
刘亭亭：那个时候先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在中南海批斗，让我们都得参加。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那个时候“四人帮”指使的造反派来了，家里贴了大字报。我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造反派拔掉了电话线，他也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害怕，作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点儿傻了的那种感觉。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她见不着我爸。这个时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打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妈妈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们俩人使劲抓着手，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痛苦，很难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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