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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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的时候，远近的士子跑到他太仓的家里，向着北面遥拜，称弟子，请掌管复社名录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张溥告假回乡时，来拜见他请他收为弟子的更是络绎不绝。崇祯五年（1632年），张溥在苏州虎丘主持复社大会，自己任社长。《复社纪略》载当时的盛况：　　　
“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