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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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努力，是可以搞出来的。但现在一些人却又有了疑虑，中央不放心，就派我们再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因为已经跑过一趟了，对二机部的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就先在北京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底下检查。去外地分了几个小组，先从包头查起，后到兰州。包头的情况看来还不错，但我们到了兰州的时候，接到了检查小组李光从玉门那里打来的电报，说是按苏联的绝对工期，两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还要我把这个电报转呈总理。我本来是准备先到青海的，现在一看是这个情况，在兰州就立即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随后决定先不去青海，先到玉门看看再说。到了玉门，听了他们的汇报，也是有不同意见，周秩本人决心很大，认为用两年时间完全可以实现这个规划。我们仔细分析以后，在检查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是我们工作组内部的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所以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最后检查的结果是能够实现，那当然很高兴了，就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又报告了总理。
第96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2）
刘柏罗说，在第三次专委会上，总理就指定刘西尧和我们到二机部的所属单位进行详细的考察，看看两年规划到底能不能实现。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底啊。总理也肯定知道，有些人反映了意见，觉着只用两年就爆炸原子弹，而条件这么差，不可能。但在专委会上还没有人提这个问题，都是一致想办法保证规划的实现。因为还没有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凡是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够安排下来解决，过早地修改这个两年规划，也没有什么理由。我想总理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办事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所以，他要求工作组分别到北京各研究单位和湖南、江西的矿山以及西北的核工业工厂进行调查。果然，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玉门铀冶炼厂和加工工厂，那个检查小组的小组长李光就发现了问题，而那里有的领导却说检查小组太主观主义了。我们到了玉门，一看，按他们的计划，那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摊子铺得很大，包括反应堆，好多化工厂，电力什么的等等，两年全部建成根本不可能。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干，不能全面开火，必须抓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把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项目全力攻下来。第一颗要保证，别的项目放一放，不要一起都上。有些设备国内搞不成，可以到国外想办法买，争取两手抓。还有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建设情况，多半还是张纸，显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全部建成几十个工号，尤其是关键的精密加工车间，更是遥遥无期。但我和赖坚原来都是搞机械的，我们俩都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赖坚还提出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检测出来。加工是一回事儿，加工的设备也普遍都有，但是这么高精度不能差一点儿，他没办法检测，因此他不能保证。赖坚想到了401沈阳飞机发动机厂，知道它有这个检测设备，我说那好，就去找他。过几天他那个厂的厂长余侠平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延安就是老关系了，非常熟。我就给他讲，总理抓这个事儿，中央在抓，你们那儿有检测设备，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说好吧，我肯定给你弄到。这个问题算落实了。在专委会上，我们向总理作了汇报，在场的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很高兴，他说这好啊，我们的工厂只要能承担，我就保证接受任务。他说一个厂不行，西安还有个厂，还有一个发动机厂。他说两个厂都给你安排。后来余侠平在孙志远的支持下，详细研究了原子弹部件的图纸，组织了技术高超的员工，闯过了工艺技术难关，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所需的有关加工制造任务。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就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围攻，死了。
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报，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报告，反映我对工作组报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报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报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报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报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报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亚给我介绍了主要情况，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干。
原子弹的研制，除了矿山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是武器的设计，一个是核燃料的生产。在二机部，负责核燃料全面生产的生产局局长是白文治。关于联合工作组下来分头调查的过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说，联合工作组是1963年1月来的。这个工作组陈营强大，差不多国防工办的局长们都参加了，但是二机部调出的两位局长，就是陈一民和许淦他们没有参加，我看也可能是回避吧。他们来的时候，刘杰不在家，当时看病去了广东，刚走没几天。在一次会议上，刘西尧当着四五十位二机部的干部说：打电话叫刘杰回来，参加检查。我心里头想，你检查工作嘛，到现场去看，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你非要让他一个病人回来呢？我就有点奇怪，不大对味，很严峻，气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谈九局的事，因为当时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让我参加。李觉、吴际霖、朱光亚都来了，他们讲了一通，介绍汇报了一些情况，这是个很严肃，很紧张的局面。刘杰当时的处境可真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骗党中央，这样的帽子之下，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后，我还跟一位同事悄悄说，这真是响了，要不响，还不知怎么处置咱们呢。金湘后来也告诉我，那次刘杰从广东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快下班了，金湘到刘杰办公室，想问一问有什么交代要办的事。刚进门，金湘还没有开口，却听到刘杰喃喃自语，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来咱们这些人不行了。这也许正是当时刘杰流露出来的思想真实。还有一次，刚调来二机部当副部长不久的刘其声给上头不知什么人打电话，在电话中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怎么懂核工业，需要换几十个局长等等，这事后来让刘杰知道了，颇受打击。所以，对于刘西尧他们检查的情况和一些看法，我和许淦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检查组跑了些日子，搞了两期简报发给了我们，后来没发给我们，第四期以后就没发，据说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见。前两期我看了不是味，把这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详细的我就记不得了，反正觉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我的意思是刘西尧率领的工作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什么都看的是他那个颜色，建议换一个人来检查。我这个人也很直。正好那时候我刚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过春节吧，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我是连襟，他过年来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写好了，请他看一看后，转给周总理。他看了之后，问了问情况，就说：你说两年有希望，刘西尧说你们的工作不行，那么你现在跟他争论有什么结果呢？争论不出个结果来。不就是两年嘛，你们努力工作两年，把工作抓出结果来，问题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现在去争论呢。我一听这个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信退给我了，没有交给周总理。1963年2月份，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宋任穷部长也调走了，留下的任务非常繁重，现在刘杰一个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务副部长来协助刘杰工作，这样完成任务就比较有把握。刘西尧把这个意见写在简报上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从工作需要出发，有向上级提出建议的义务，刘西尧也有义务向中央反映。后来，有人说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为这封向总理要求调人的信。那时已经有常务副部长了，又来一个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可能就把别人挤一边了。
第97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3）
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报了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两年规划的提出，根据如何，能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工作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在几个主要环节上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过生产技术关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进度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规划。周恩来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有出乱子。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杰说，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人，再从事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工作，我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局的问题。先看这个事情的全局怎么样，然后再来讲部分，部分里边要讲环节，看看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在环节里边突出的决定性的又是什么。我搞核工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就靠过去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论，从战略上考虑全局。同时也注意学习有关的知识，学习基本的理论。这样的话，有哪些环节，哪些问题提出来，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究竟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学家、技术人员，往往那时候下不了决心。比如在苏联谈判时，他介绍说这个钚…239的加工、处理，有两种办法，一种叫沉淀法，是一个很长的工艺，他说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剂来萃取，就比较先进了。但苏联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我们回来以后，虽然到专家撤退的时候资料还不全，我们仍延续了沉淀法的原理来进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说这个萃取法将来有前途。苏联说他还没有搞，咱们怎么办？好，叫清华去研究。白文治找清华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设计革命，我们就提出来，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淀法。但那时萃取法还未成型，大家后来在青岛会议讨论，说萃取法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部掌握。设计院也有不同意见，说萃取法虽然是好的，但我们一直是按沉淀法设计的，并且现在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大摞的资料啊，怎么办？三番五次地讨论。最后这个决心还要部里下。我们把清华实验的基础跟现在的酒泉厂联合起来，派人一起来进行。这时候又发现有问题，就是大工厂用萃取法，要全部满足原料生产的话，不行。好，我们就决定在酒泉厂设计一个小的。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省两亿多的资金，省了8000吨不锈钢啊。
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