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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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是了解情况，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第88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非同儿戏。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10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1961年7月20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企图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学的，1949年就已经在广州参加革命了，但由于长江有战事，过来不安全，就转道香港，再经台湾回到大陆。后来有人就这一点质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聂荣臻的秘书，聂帅说，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所以，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还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刘少奇提出现在不要争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意见，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表示同意。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陈毅和贺龙就让张爱萍牵头去调查。张爱萍有些犹豫，说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毅一摆手说，你不知道就学嘛。张爱萍心想，自己只读过初中，对很高深的科学技术懂得的很少，中央和军委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除了坚决执行，没有别的办法。但要开展工作，总得有个人比自己的知识水平高一些的。张爱萍这时想起一个人来，叫刘西尧，读过大学，当时正好在国家科委当副主任，他就报请军委同意，和刘西尧一起去各地调查。
调查组每到一个地方，单位领导就着手汇报。张爱萍不让他们讲别的，只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想问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你最早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这些单位的领导一看，这倒好了，不用说空话讲大话了，于是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上边。调查组在下面转了几个月之后，心里已经基本上有了个数，一回京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很快上报军委并转给中央。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转给了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报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离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张爱萍他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的问题，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曾经讲过一篇话，说到当今的形势，虽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就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1959年6月20日，苏联提出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那是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总理提出，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8年。那时候部党组研究的意见是争取5年实现原子弹爆炸。8年呢，进行储备。那时说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也曾经讨论过，也曾经有预测，说我们争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原子弹爆炸。第三次呢，就是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他们来检查了之后，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来目标是1964年。这已经是三次谈期限目标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是不是可以正式定出一个目标出来。假如没有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慢慢来了。在散步的时候，遇见陈老总，陈老总一见面就问，刘杰，你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都要白了。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啊！要争取时间呐！陈老总临了还叮嘱我：你好好想想。后来陈毅又说，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我一听这话，就感觉到很有分量。再联想到过去总理在开会的时候，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美国不断的推断中国什么时候核爆炸，总理也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笑着说，刘杰啊，什么时候能核实验啊，第一颗核实验什么时候能进行啊？我和张爱萍从下面调查回来之后，去向林彪汇报，林彪态度非常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这就让我们认真考虑，现在应该提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目标，而不是过去预测性的目标。于是，我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报告里讲，原子弹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只是我们没搞过，没有经验而已。中国人有了四大发明，人家已经有了的东西，这规律难道我们不能掌握吗。后边又阐述了一下我们这两年来核工业和核武器进展的情况。报告提出，只要能够努力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争取1964年或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是有可能的。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后来见到我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说很好嘛！
第89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3）
作为二机部部长的秘书，刘正威跟随刘杰，陪同张爱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调查。刘正威说，出去的时间是1961年10月9日。那天一到飞机场，我估计是军委派的专机了，我看张爱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潇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陪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先是从东到西，大约是从包头起，然后是登高原跨戈壁。他这么一段大概用了二十多天，二机部主要的厂矿都看过，我的感觉是他越走兴致越高。回来以后稍事休息，就在11月2日，他们到聂总那里作了汇报，这次汇报我没参加，是刘杰、刘西尧、张爱萍他们去汇报的。汇报以后，我那时正在办公室坐着，刘杰同志说你代张爱萍、刘西尧他们起草一个这一次行动的调查报告吧。当时刘杰倒没作更多的指示，因为沿途刘杰、刘西尧和张爱萍总长他们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对部里各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为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给刘杰过目以后就送给张总长了。当时文件比较机密，我是坐车送到张爱萍同志家的。
这之后，刘少奇主持会议，由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原子弹研制情况。刘杰也参加了汇报。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中央应有专门机构抓时，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刘少奇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