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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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报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报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报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报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好人不见得就有好报。刘杰说，刘允斌希望回国工作，但家属孩子怎么办呢？刘晓去找他。他夫人玛拉也是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们去选人时征求他的意见，刘允斌说同意。后来他下决心要回国了。在机场时，他样子非常激动，他夫人不停流泪，两个人拥抱亲吻。他自己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张太雷的儿子就不一样了，对回国一事断然拒绝。“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也遭到迫害，几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对。当时我也逃来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里找，还到旅馆找我。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竟然被逼得卧轨自杀了。
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女儿索尼娅和他们的母亲玛拉是事隔20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到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终取得了联系。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就叫《怀念父亲》。我外公外婆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也嫁给一位美籍俄罗斯人，到美国定居去了。我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他们都在中国。
阿廖沙先是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后来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为了少惹麻烦，阿廖沙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都没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因为他身份的特殊限制，直到2003年4月他退役三年之后，才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阿廖沙说，我和妻子到了北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刘爱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着又到湖南老家认祖归宗，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为何宝珍奶奶献花圈。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亲切。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时时在想，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他们令我自豪和感动。我的感触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第82节：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1）
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
简法生产，骑驴找马——到株州收黄饼——全民办铀，功不可没——科研报告不需要形容词——整体的力量给我信心——越是出问题的时候，越是长见识的时候——“三结合”的能耐胜过一切——转向英文资料，看到崭新天地——提前超额完成两吨二氧化铀
六氟化铀是铀浓缩厂使用的原料，它是由二氧化铀经两次氟化（也称铀转化）而获得。因此，研制生产六氟化铀，必须从研制生产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开始。
1960年春，兰州铀浓缩厂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可是，为铀浓缩厂提供原料的几个工厂的土建工程尚未完成，特别是应由苏联提供的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生产车间（厂）的主工艺设备，大多未交货，建设速度滞后的局势非常严峻。而铀浓缩厂建成投产一段时间内，所需原料六氟化铀从何而来？请求苏联援助，已经出现了不大可能的苗头，唯一可行的就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组织研制生产了。
白文治说，衡阳铀矿冶厂这时还没建好呢，刘杰只好召集二机部设在北京的五所——铀矿冶研究所领导开会。李魁年是所里的党委书记，他带邓佐卿来参加了。会场上在座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气氛相当沉重，大家都很忧虑。刘杰要求铀矿冶研究所用简易方法，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两吨二氧化铀，然后生产四氟化铀，由原子能所承担六氟化铀的研制生产任务。刘杰把这个做法叫做简法生产，又叫做骑驴找马。刘杰询问铀矿冶研究所有什么困难，李魁年心中无数，不好表态，就叫邓佐卿发言。邓佐卿是工程师，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随口说了句我保证完成任务。
邓佐卿最早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时，是三办原子能小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曾师从杨承宗做用乙醚萃取硝酸铀酰和制取二氧化铀的实验，后来又到苏联实习，具备了一定的研制二氧化铀的专业知识和生产经验。
邓佐卿说，杨先生对人特别和气。当时我大学毕业才21岁，他很喜欢我，所以对我的培养、教育可以说是很周到。我看不懂法文资料，他就把法文资料翻成英文供我参考。过去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大的黑皮本，一共200页，工作、读书都要求记录在上面。实验怎么做的，出现什么结果，有什么现象，都如实作记录，每天交给杨先生看。我做实验的时候，杨先生站在后面，手把手地教。有时做记录，我用一些形容词，他认为科学研究报告、科学研究结果不能用形容词。比如说萃取的过程非常好看或者说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么说就不行。颜色漂亮是什么漂亮？非常好看怎么个好看？不准确。你得写这个是橘黄色或者是淡黄色，不要加很多这种形容词去描述，科学论文没这个形容词。到了1960年，确定要搞这个简法生产二氧化铀之后，所里叫我做技术总负责，我感到压力很大，之所以敢接下来，是看到我们这二三十个技术干部和一百多个工人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生产技术能力是不可限量的。那时候摆在面前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原料，要去调查了解一下，咱们粗制的黄饼是个什么状况，要运回来。我们就派田兆忠到株洲去选运。田兆忠很直爽，山东人性格，长得胖乎乎的，头秃了。他小时候参加儿童团、武工队，解放以后读书，他大概是1958年大学毕业的，毕业过后就分到我们这里。因为他办事比较利索，过去干过很多事情，可以克服很多困难，所以就派他去了。
第83节：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2）
田兆忠急忙赶到株洲，去找老百姓们用土办法炼出来的重铀酸铵。田兆忠说，株洲是重铀酸铵即俗称黄饼的一个小的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