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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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以中等粗细的网格来说，从启爆到碰靶，全区要分成上千个网格，每个网格点要计算很多个参量，解很多个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个点需要算两套参数，有些网格点还要进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对每个网格点还要计算1至2个检验方程。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几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结果自然一样。1961年中，周光召调来，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利用我们在大学都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九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5％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曾提到过的数据，我们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数据是在用人为粘性处理冲击波时，在振动收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略掉的数据。当时我们既诅咒它，但也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作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
朱建士说，开始很顺利，每一步都跟已知的数据对上了，大家就很高兴，都对得上，挺好。最后就是一个数据对不上，对不上时就回过头来找问题。我们看了一些书，做了一些假定，把这些假定去掉再算。算来算去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跟苏联专家的那个数据对不上。当时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做得是相当的细了，但是那个数据不让随便推翻。正好周光召来了，他来了以后把我们的计算结果仔细看了。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看法，对那个数据也有一些怀疑，但毕竟是大学生，第一次工作，真要推翻那个数据还没有那个能力。周光召对于计算结果很了解，跟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最后他很快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证明了那个数据是不可能的，把那个紧箍咒摘掉了。但是真正证明我们算的是对的，还是靠后来的试验。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工作，没想到一毕业就碰上了这么个大难题，可以说是整个九所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自己感觉也受益匪浅。参加这样的难题对自己是一个锻炼，通过这个工作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干部，后来许多同志都觉得通过这个工作，对原子弹内部爆炸的力学过程了解得比较细了，因为一个一个点都是手敲出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的很多假定有些是看书得来的，有些假定发现这个数据怎么老不变，算来算去老差不多，后来觉得也可以做成假定。一查书呢，发现书上也讲到了，可以做这种近似。因为当时我们不是书看够了才去做工作，而是在做工作当中发现有些东西回过头再看书，又得到验证。这是我们中国核武器研究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事件，我是从头一直参加到尾，收获不小。

第72节：第十九章　龙头舞起来了（2）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和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郑绍唐说，我是搞核物理的，吴翔和陈乐山也是北大金属物理系出来的，孙绍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当时这边是叫九局还是九所，我们也分不清楚。来了以后，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苏联保密的那套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地址地名是公开的，苏联则不公开。中国学的是苏联的做法，所有的笔记都记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盖上章，所有草稿纸都要编上号，每一个室都有保密员，经常有保密检查。刚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时见到彭桓武先生，他说，你以后路上见到我，不要打招呼，这些关系在公开场合不要暴露。我们在工作中是采取交流的方式，参加交流的有邓稼先、王贻仁、胡思得等。他们的地址也是保密的，过去是不让我们知道的。交流是交流，但不说他们在哪儿，所以只能他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进城，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个一部，找一个房间大家讨论。1960年7月我就过来了。当时我们知识面很窄，调过来以后，他们已经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传达了，并且知道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原子弹研究。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南红楼，一个大屋子十几个人，都是双人铺，后来我们四个人住在11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子里，四张床刚好放下，只能放一张小桌子。那个时候工作很忙，条件无所谓，每天工作到很晚，只到宿舍睡睡觉。1961年周光召来了，他也住在南红楼，他和他夫人一起来的。1960年刚好是最困难的时期，中午还有点菜，有点海带丝，晚上根本没什么菜。冬天，把菜帮子晒干做点汤，那时候大家喜欢吃窝头，比较耐饿，食堂也改进技术，同样是二两窝头，但看起来比较大。人们浮肿得厉害，后来领导想办法弄了点东西，从东北调来一些黄豆，青海也打了一些猎物拉到北京来，给我们一点儿。我们都参加了原子弹理论方面的计算工作，开始先听彭桓武先生讲课，彭先生的物理概念特别清楚，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次要矛盾先忽略掉，大刀阔斧地进行简化，先做一些近似假设，最后导出一些关系式。这些关系式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很有帮助，一直到现在用的一些原子弹反应过程，很多还引用彭先生当初定下的一些名称。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很注意实际问题。他不上机器，他靠粗估，一些主要的物理量他自己通过粗估计算，就掌握了。所以，他能大致知道你们算的对不对。
彭桓武的粗估方法，就是首先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的估计，这样就势如破竹，很快进行下去了。胡思得说，我们那时大学刚毕业，经常看到这些专家互相争来争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黄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当然是高一辈的了。我随便跟他讲起白天专家们争论，他们知识很渊博，看问题很深刻。黄祖洽说，你不能光看到他们学术水平的渊博，你得看到他们那些思维方法。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都学到，你就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他跟我讲，彭公彭先生有个著名的公式，如果有个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无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很繁杂，好多个因素，你总要抓住主要的东西。他就把两个因素进行比较，甲比乙，如果乙比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于无穷大了嘛。这两个东西，如果甲比乙是等于三的话，也就是说甲的影响比乙的影响大三倍的话，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暂时不要考虑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处理好，甲处理好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继续研究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刚开始我们都不会搞原子弹，那时候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计算到那里发现不对了，不对以后，后面就没法干下去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算的是对的？如果不对，从现在开始就不对，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问题，大家来讨论。当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　程开甲这四大巨头都已经来了，再加上邓稼先、何祚庥、黄祖洽，应该说全国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集中到我们这儿，大家来攻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从自己所熟悉的业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差出来啊？为什么别的都对，到最后就不对了？我们更多的总是自己来找原因，因为我们过去不会，总怀疑自己错了，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改进，这样先后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来，你有一个数没考虑进去，好，就把它考虑进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过程中院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和那些权威平起平坐，因为第一手材料在我们这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第73节：第十九章　龙头舞起来了（3）

那个时候风气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竺家亨说，专家和领导们都特别忙，像朱光亚有时还要忙家务，洗衣服做饭，有时我们去他家，他出来和我们握手时手还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邓当时也一再强调，要平等讨论。我们的专家像周光召、黄祖洽等人，调来之前就已有名气，而且各有各的脾气。像黄祖洽脾气就特别大，有一次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去向他请教，他指着人家说，这个问题你还来问我吗？你要是我儿子，我两巴掌扇你一边去。而老邓他就能把他们都磨合起来，一起齐心协力攻关。当时大家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我们搞计算的有具体计算的实际经验，领导因为业务基础比较好，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有分析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强调在学术讨论会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计算，是因为每遇到一个问题就要搞懂弄通。比如那个数据问题，就费了很大劲，后来周光召看了我们的结果，提出来一个最大功的原理。他意思是说，你一共装了多少炸药，这些炸药能量全部放出来，而且是根据它哪些部分要往外分散，哪些部分可以往里用，把最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形成爆轰波往里传。经过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你把所有的炸药都用上，你还达不到，那你说这个数据对吗？老周他很有个性的。科研的东西他抓得很牢，当时是60年代初，政治活动很多，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劳动什么的，周光召有时就要发火。他说不行，我们的工作时间都被占了。比方说要组织歌咏比赛，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他把大家集中起来，有时就下命令不许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32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的一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5％。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得不是足够小，因而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为什么不对。在计算过程中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1960年5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