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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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那个时候大西瓜可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走的时候恋恋不舍，这是一个好人啊。苏联专家、苏联的人民对我们太好了。但是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往外运。
1960年7月前，苏联提供的扩散机已全部到货，并基本安装完毕。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近五十名，负责人就是王成孝上面提到的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曾经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他对厂长王介福和王中蕃都一再说，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在这一时期，苏联专家教得实心实意，中方人员学得也尽心尽力，像王成孝就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样，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成孝便成了重点保护对象。1960年11月，王成孝外出，因事情紧急，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赶路，途中遇到大雾，看不清，又遇到下雪天气，刹不住车，一下撞到停在路旁的一辆大卡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上头，刘杰非常生气，对铀浓缩厂的领导严词训斥，随后便给王成孝配备了警卫人员，加强保护。
刘杰说，王成孝受了伤，他们打电报给部里，我一听，很恼火，对王介福说：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可怎么办？话说得过火，但反映出当时对如何过技术关确实非常着急的心态。
1958年8月底，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副厂长杨朴找来他手下的蒋述善等三位设计人员，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45天之内拿下生产线的施工设计。
这个命令突如其来，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蒋述善说，我们三个人过去都没有独立承担过工程设计，手头除了几本初步设计书之外，一无所有。可当时的形势很紧，根本就容不得我们说一声不干，也不能说不会干，你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承担下来。杨朴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但也要破除迷信。我们白天和苏联专家一起做设计，尽量从他们那里多学些东西，晚上才坐下来画图，每天都要干到半夜以后，一直干了两个来月。
设计任务要求整个提前，一开始苏联专家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违背协定的，因为协议上说好是三段设计，时间上大概是8个月到一年，现在你们这样随便提出来，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杨朴就找专家谈，说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大跃进，都在要速度，赶进度，我们这样一个单位不这样也不行，从大局来说，是不是先把这个方案接受下来，再跟大使馆和总顾问去商量？专家一看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做吧。设计过程中日夜加班加点，减少了程序，取消了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当中又简化了图纸，虽然后来在施工过程中老要补充修改，麻烦不断，但元件厂的施工设计最终用48天抢了下来，赢得了时间。因为按照协定，必须先经过初步设计论证，再进行施工设计，原定时间为一年，等设计完成后苏联才提供设备。所以，元件厂施工设计的提前完成，使得中国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之前拿到了关键设备，保证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转。
施工设计完成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一步是生产技术的掌握。1959年9月，二机部派元件厂杨朴率领蒋述善、计秉贤等14名技术人员紧急赴苏实习。对杨朴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去苏联实习了。上一次去苏联是两年前的秋天。杨朴当时是技术组负责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带队去生活实习，一共去了42个人，有技术人员，也有工人。火车一到莫斯科车站，以前和他们一起搞设计的不少苏联老专家都来欢迎，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束花。中方每个人也都带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对方。以往大家在一块，逢年过节都要送点礼物，不管是在哪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等到后来双方关系渐渐有些紧张了，国内又派了八个人，由洪景荣带队，去6号车间实习，这个厂子是专门生产原子弹弹壳的。但这时苏联方面已经拒绝中国人进入了，等到他们回到国内，苏联专家也撤了，部里面在清查项目的时候，看到有个6号车间，但是，在所有的设计任务书上都没有这个车间，也没有土建任务，连厂房都没有，显然这是个漏项。上头查了半天，问这个车间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朴这时候才突然回想起来，有一次他和莫斯科设计院萨玛依洛娃谈的时候，她曾经提起过，要生产一个圆形的壳。部里面就把这个生产圆壳亦即原子弹外壳的任务放到了202厂，把仓库腾出来作厂房。
第50节：第十三章 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4）
1958年前后，正是各种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时期，二机部的事情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互相传染，互相起哄。宋任穷当时算是比较清醒的，他给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原子能所的李毅说，我现在回想起来，部里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宋部长他们对我们说，你们那里的任务重，整风反右不能影响到基本建设啊。人家苏联专家都在那里干，你这边却停下来了，不行。最早大家鸣放得不少，有时候晚上搞，礼拜六搞，礼拜天也搞。提意见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一个是当领导不懂科学的问题，一个是苏军在东北违法乱纪、撤退时拉走机器的问题。到反右时，在这些问题上大鸣大放的人被抓住不放了。但具体到划谁为右派，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后来按我的意见搞，副研究员及其以上和工程师及其以上的专业人员没有一个是划了右派的，只划了101的一个技术员，还有一个基建处的一般技术员。以后拨乱反正的时候我叫组织部赶紧去调查，让他春节以前一定给人家落实政策摘帽子。后来周恩来不是也说过嘛，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乱。实际上，我当时处理这些事时也是非常慎重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有教训啊。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微山湖西也叫苏鲁豫皖边区，那时曾搞过一个抓托洛茨基匪徒的运动。康生在一本小册子里说，托匪比汉奸特务还坏，然后在各个游击队中反托。湖西部队搞得最凶。四大队是梁兴初在那里，政治部主任王洪民以及组织部长、区党委书记等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后审讯人，一审当然就有问题，几天之后就把我们都抓起来了，说是要向上报告，其实没有。我们在监狱里向山东分局写信，没想到随后他们连梁兴初都抓起来了，开大会，会后把统战部长和军事部长都枪毙了。统战部长王洪涛还是我的同学。杨得志那个部队也受这个区党委管，也要他们搞。后来这事让罗荣桓知道了，他带人到湖西一了解，认为是扩大化，便把所有关起来的人全放了。湖西运动后期，曾定了七个准托匪，事后问为什么定这个，回答说肃托运动搞得这么大，不定几个人说不过去。我当时算是死里逃生，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能给人随便戴帽子，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后来康生又在延安搞整风，搞抢救运动，山东就没搞，罗荣桓、肖华都比较清醒。这样，到1957年以及后来搞运动时，我都特别小心。钱三强对运动之类的就很谨慎，不大说话。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多次教训，人命关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说钱三强这时比较谨慎，不大说话，也许另有原由。白文治说，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发表公报时，原稿上写了一句在党中央关怀下，而没写在党中央领导下，部长当场就发了火，特别严厉地批评我和李毅。我当时一言未发，刘杰接过去说他自己党性不强。这其中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在1957年一次党组会上，钱三强曾批评说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弹来。
曾经做过钱三强秘书、后来查阅过钱三强全部档案的葛能全说，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理由是说钱三强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并且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某部长对事物本身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用行政办法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等等。隔了没几天，又着重对他的所谓一贯骄傲自大情绪批了两天。我跟了钱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学院张劲夫说的，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管是在科学家里头还是行政干部中，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后，他心中郁闷，无处排解，就对刘允斌讲了，这是在7月份的一天。刘允斌当时没有吭气，只是表情看上去显得有些意外。两个月后，可能因为刘允斌向刘少奇反映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究竟反馈回来了些什么，9月23日二机部党组又开会批判钱三强的所谓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还把钱三强在部里的分工也做了调整，基本上不让他接触九所的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推荐中国自己的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他们时，也推荐了何泽慧去九局，当时就被认为是搞非法组织，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还有个别高层人士写大字报，说他妄图把持核武器研制的领导权，当时九院的人都看到了，如今那份大字报的抄件还在。再到后来，又有人说他当年托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科学仪器和后来去苏联访问都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他被挂黑牌子，抄家，关牛棚，这些他都悄悄承受下来了。说到特嫌，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期间，1939年约里奥小组证明了链式反应，因为特别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核反应制造原子武器残害人类，所以就将他的实验报告封存在法国科学院的保密柜里。到了1944年秋天，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介绍钱三强认识了法籍苏联人盖兰夫人，她是从事微生物研究的。这位盖兰夫人在一次交谈中曾暗示，希望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做的关于链式反应的实验资料弄到手，提供给苏联驻法使馆。钱三强拒绝了，说他不知道这些资料，自己只是一个搞科学的，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孟雨也认为他说得对。他后来在1955年、1967年和1972年都曾多次向组织上和有关领导人作了说明。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不明不白卷入到了政治漩涡里，这件事情也就成为特务嫌疑的现成材料。所以后来细心一点的人就能看出来，原子弹爆炸前后那一阵子，钱三强竟然奇怪地淡出了。
第51节：第十四章 不理他们这一套（1）
第十四章
不理他们这一套
准备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40天造好仓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次都没接到——周总理叫刘杰去看苏共中央来信——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抓紧向专家请教—— 一个月的任务三天完成
1958年5月，李嘉尧从沈阳一机部的一个设计院调到了二机部。在北京报到后，和许多调动的人一样，具体到哪里去他并不知道。除了保密的原因，还因为当时二机部调进了大批各个行当的人，头绪多，许多人并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分配。一开始，李嘉尧是准备去西北一家核工厂搞设计的，并且开始收拾行装，去苏联同专家一起搞初步设计，因为他原来在沈阳就是搞工厂设计的。但是，有一天二机部常务副部长刘杰突然找到李嘉尧，说你不用去苏联了，调你到九局，去担负新的任务。当时九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具体是干什么的，李嘉尧都不清楚。
李嘉尧说，我到二机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都谈好的，苏联要给我们模型和资料。刘部长问我不去苏联搞设计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去和不去都是组织安排的，我当然服从组织安排。九局比较保密，在部里那座大楼的最高一层。来到九局之后，吴际霖跟我说，你的任务是作为九局的代表，参加六局姜涛接受原子弹模型的小组。那时九局机关没多少人，姜涛是六局局长，搞物资供应的，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苏联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路了。姜涛告诉我说，你先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在九局呆着，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通知你，结果越等越不来。苏联专家说我们储存条件不够。这倒也是，那么尖端的东西，拿过来也还没一个合适的放处。专家要求盖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大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坑，后边八间房子，这是他画的草图，设计院设计施工图，要求半个月盖起来。李觉找了万里，万里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结果真用几十天抢建起来了。我那时候作为九局的代表，在工地负责这个事情。盖完之后请苏联保密专家来看，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