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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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很带感情。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关于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我对你这个有意见。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讨论有关原子弹的事情呢。我说这个事要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第22节：第六章 毛主席亲自管的事（2）
从这一时期起，钱三强就一直忙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整体管理工作，几乎再没有精力深入到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做科学研究了。张振德说，钱三强跟我说过，他和何泽慧先生之间有时候有点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又参加了好多行政性工作以后，科研工作根本顾不上做。顾不上做也行，但后来有时还要批判他。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有问题，他受了批评、委屈，回来也没有地方说。何泽慧偶尔埋怨他，你当什么部长啊，你像我一样搞科研，几等奖都能得。三强同志就跟我说，其实何先生说的是气话，我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科技人员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光想自己出论文，更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事业牺牲自己。你看国际上一些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刁仁文那时管人事，中央组织部那两年调干的命令，光他那里记录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几个人，上千的有几大批。刁仁文说，人事调动保密非常严厉，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长说，你调人员要给人家讲清楚，二机部许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艰苦奋斗的准备。
刘杰说，在苏联谈判，回来以后，那个规模大小，投资多少，不是有争论，迟迟定不下来嘛。但是很多人员已经陆续调来了，就在西苑旅社住着。有些人在学习中提出很多意见，到1957年反右派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名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到牡丹江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了那里。另外一件事情是后来在反右倾时，有6名局级干部被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都让人一想起来便心情沉重。
对于这段经历，刁仁文感触很深，他说当时因为许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起来，有不少科技人员调来后，认为把自己耽误了。1956年开始整党，叫大家提意见，党内党外都可以提，大家就提了些意见。性格内向的人，说话比较慎重，性格外向的人，知道什么事拿来就说，结果言多必失。赶到1957年一反右派，后一类人往往成了批判对象。要定右派时；把名单拿到宋部长那，宋部长不同意，不让我们扩大打击面，不过还是错划了43个，后来都平反了。
1957年初夏的一天，担任二机部生产科技局局长的白文治刚上班，宋任穷便找到他，让他一起去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的秘书安东出面接待，赵尔陆和王诤也在场。不多一会儿，聂荣臻走了进来，坐下就谈起了原子能工业建立起来之后再如何进行的事情。聂荣臻说，下一步该怎么搞，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如何搞都没有明确，要慎重研究一下。几个人讨论了半天，聂荣臻还给李富春打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白文治记得聂荣臻对着电话强调说，按照协议，铀…235和钚…239搞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搞法很不明确，我认为要向苏方提出核武器问题，如果他们不给的话，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小米加步枪了。我建议这个协议要暂缓执行，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核武器，造成损失。
白文治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聂荣臻想推迟执行费了很大劲才和苏联达成的援助协定，也不敢随便打听这个问题。直到40年之后，他才从当年二机部驻苏商务代表陈征那里了解到，为什么聂荣臻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陈征说，援助协定由中央批准后，周总理让我把那份全权委托书带到莫斯科，交给李富春。8月让我去，说你去的时候要带个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儿，马上要签字，你要把这个委托书带去，可不要弄丢了。我说丢不了，要丢连我一起丢。到了苏联，找使馆商务参赞李强，李强开玩笑说，没有国内的通知，我不能接收你。后来二机部的通知到了，他来找我，我就在使馆商赞处住下来了。当时王淦昌、周光召他们不是都在那里嘛，他们老吃俄国面包不行，就找我，说你是我们的领导，给我们做点中国饭吃。我就找李强参赞，在使馆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些专家，你们给弄一点吃的，要钱的话从我工资里扣。王淦昌他们吃了使馆的中餐很高兴。我说，虽然好吃，你们可不能常来啊。到了1957年4月，聂荣臻同志到黄金海岸参加加纳共和国开国典礼，回来经过莫斯科，做短暂停留。他告诉刘晓大使，说我要找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谈一谈。刘晓就给二机部驻那里的组长张化东打电话，让他联系一下。张化东就找我。我说那好，马上和苏方联系，约定会见时间。第二天上午刘大使陪聂帅，叫我和翻译参加会见了斯拉夫斯基。聂老总说我这次回国路过这里，有个事情我想谈一谈。现在有关原子能合作的许多事都在进行，下一步有什么问题？意思是想深入一点儿，看搞这些东西干什么。结果斯拉夫斯基说，我是搞民用的，别的我不知道。会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后来才听说，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评。
第23节：第六章 毛主席亲自管的事（3）
聂荣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是有现实原因的。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的协议敲定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当时正值中国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聂荣臻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当然要考虑到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后续问题。
这个问题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是新问题，是中苏协定中没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己在工作计划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说是老问题，是早在两年前刘杰就向薄一波提出，后来又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即考虑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避免提一些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要求。事实上，此前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提起过核武器的事情，苏联不同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争取核武器援助的问题就被有意放到下一步考虑。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亟须对策。
也就在中方为此颇费思量之际，机遇出现了。
起初，中苏两国政府虽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先后签订了几个协定，但在如此敏感的领域，援助总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表示反对，他们劝说中国的理由是搞核武器太费钱，大家既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苏联这把核保护伞就足够了，用不着大家都来搞。
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世界上很快就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三七开”。赫鲁晓夫这时在国际上面临与西方十分尖锐的矛盾，国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力量，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援助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松动。王亚志说，1957年苏共中央开会，11个常委投票，赫鲁晓夫只获得4票支持，有7票要他下台。朱可夫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这时就说要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开会来作决定，因为赫鲁晓夫是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召集苏共中央全会，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占据上风之后，亟须得到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于7月3日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还分别找中国大使陈楚和参赞张映吾，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前往中国杭州，专程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介绍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来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鲁晓夫。在米高扬来中国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实就已经连夜开过一次会，专门讨论苏联党内斗争问题，定了一个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赫鲁晓夫于是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新姿态。
山不转水转，实际上，早在1956年10月份，随着苏联内外矛盾的加深，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就明显地亲热起来了。聂老总的秘书范济生说，在这种情况下，聂总和宋任穷曾联名向总理打电报，当时总理在莫斯科，问根据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向苏联提原子武器方面的援助，好像苏联还是让从培养干部开始，一个是原来就在苏联学习的，后来转到导弹专业，这是一部分。另外就是我们派出去的，加起来是四百多名，要把这些人用好。到了1957年夏天，聂总根据当时的形势，途经莫斯科时又向总理提出来，能不能再一次向苏联提出国防新技术援助？这时不单提导弹或原子弹，而是一起提国防新技术援助。总理同意，说你去找找阿尔希波夫，就是当时派来中国的经济总顾问。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聂总就和李强一起找阿尔希波夫。李强这时已是外贸部副部长，但整个谈判，包括以后进货打交道都是通过李强，他在这方面出了大力。阿尔希波夫当时比较认真地听了聂老总的意见，并表示本人同意，等苏联正式答复以后我再告诉你。大概6月份，我们准备到北戴河去，阿尔希波夫通过李强说要见聂总，聂总和李强便又去了。阿尔希波夫的原话是：元帅阁下，您提的这些问题我们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我受命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中国表示支持，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可以派政府代表团去谈判。我当时给聂老总当秘书，那次我也跟着去了。老总跟李强很高兴，回来以后就报告了总理。那时我们都在北戴河，就到总理那儿，当面跟总理说。总理说我马上报告主席，你就着手组织代表团吧。聂老总就在北戴河向黄克诚同志讲了，由黄克诚同志在北京主持组建代表团。代表团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大体上准备就绪了，主要是研究谈判的项目和细节。老总交代越详细越好，不要跟他笼统谈，他笼统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他说这是我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比如说要苹果就提苹果，要梨我就说梨，不要跟他笼统地谈水果，那样的话他可能给你个别的东西。老总特别强调我们要力争谈判成功，但是也要做苏联不给我们什么东西、或者更不给我们先进的东西的思想准备。
1957年7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向国内报告，说苏联要中国派代表团去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