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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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4）
王伍尾于是进行自我训练，以一双侥存少许拇指的秃手来做日常工作，同时在一位好心的小园主的关照之下，初时允许他以缓慢的速度来练习割胶，后来割胶工作比较熟练了，生活才安定下来。
王伍尾因为日本蝗军当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而造成他今日残废一生，过去的一段惨痛的经历是他毕生难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军胡乱诬赖好人，不问青红皂白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当年蝗军的暴行负起责任，必须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6）
6． 1996年7月12日《南洋乡情》： 《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邓亚梅下月初赴日本索蒙难赔偿美金20万》
〔吉隆坡11日讯〕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下个月以日治时代蒙难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届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同时向日本政府索偿20万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她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3月16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当年她年仅14岁，当天她的父亲邓宝（当年60余岁）、母亲熊玉香（当年62岁）及哥哥邓甘兴（当年24岁）与森州庇朥港尾村数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军大屠杀的利刀下。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日年幼无知的她在母亲的保护下，在乱刀下身中18刀，不过命大，待蝗军离去后的第二天，侥幸生还的村民，在尸臭味熏天的尸堆中，发现她气若游丝，马上把她带到山上敷药治疗，经过漫长的两个月的疗养始复原过来，使她大难不死的捡回生命。
被蝗军猛捅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左），下个月与孙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图示他俩展示起获大批骷髅的照片。
她昨早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
孙君透露，他与邓女士是代表大马单位，受邀出席这项在东京的千叶县举行的研讨会，历时两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办当局是日本民间律师团，出席者享有免费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俩，另8名庇朥的会员也自费的参与这项盛会。
他打算向大会提呈四项提案，以便在大会的协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讨每名蒙难者家属2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些提案包括： （1） 215名会员投诉家属在日治时代无辜被蝗军屠杀。（2） 46名被派到泰缅建筑死亡铁路的生还者要求赔偿。（3） 7名会员追讨俸纳金，日治时期，全马人民缴付给蝗军的俸纳金高达5000万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万零吉。（4） 227名会员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换日治时代的896万日元，当年日本政府在大马发行多种面额的“香蕉钞”。
他最后指出，目前筹委会在全国有582名会员。
（参见本节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报》，严常： 《扛锄头翻尸救女孩走后门跳井活命》
8岁的女孩上半身，被父亲的尸体压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给日本兵用枪尾刺刀刺了九刀，后来被伯父发现，把她背起，鲜血滴在走过的路上……
讲话细声细气，看来有点怯弱的陈谭娇，今年54岁，在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在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675人的暴行中，侥幸生还者之一的孙建成，小时候也见过陈谭娇。
46年前，陈谭娇只有8岁。
文文静静，瘦瘦小小的陈谭娇，时常给大伯陈和牵着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里喝茶。
在外人看来，大伯非常疼爱陈谭娇。孙建成孩提时，还以为时常牵着陈谭娇，到店里喝茶的那个50多岁老人，就是她的父亲。
陈谭娇能够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陈和。
陈和从井里爬出来，在死尸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陈谭娇，背去村尾的“石栏门”找中医，用青草药治疗伤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于三年前在中国逝世，享年90多岁。
8岁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于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归西天。
8岁的陈谭娇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这个谜一样的残酷际遇中，似乎可以探讨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恶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陈谭娇是陈王和尤娣的大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10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
陈王和尤娣都是胶工，46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个菜园屋里。
离家不远处另外有一间菜园屋，里面住着当年已经60多岁，靠做杂工为生的外公和外婆两个人。
体力劳动者，为了耐肚有力气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饭，所以叫早饭。
陈谭娇当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条生路？还是有意折磨她？
陈谭娇还记得是在吃中饭，12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来叫门。
这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
当40多岁的陈王抱着陈谭娇，30多岁的尤娣抱着妹妹出到门外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紧跟在父母亲的后面，一家五口，就这样被三个日本兵押到一个烂港（意指有烂泥的芭蕉地），只见已有百多人挤作一堆蹲在那儿。
陈王和尤娣给赶了过去，也照样蹲下。
不久，为数不明的日本兵，即围着用枪尾刺刀刺杀这些村民。每个人都怕到不会起身逃走，只会搂着亲人作一团，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大叫。
事实却是： 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为什么他们不会果敢地置死地而后生，向四面八方突围分散逃命呢？
陈谭娇回答说： “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当生死已系于一线之间，却只会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愚蠢反应至此，可悲复可怜。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陈王被刺毙，陈谭娇的上半身，就这样给倒下的父亲尸体压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陈谭娇只清楚记得左小腿给刺了一刀。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
或许她是给吓坏了，后来身上给补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当场过后已昏死了过去，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大伯陈和扛着一把锄头来翻尸体找弟弟。
忽然，他听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声。这时候，陈谭娇苏醒过来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难当，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
陈和抱起她时，还提醒她说： “不要出声。”
因为陈和担心附近还有日本兵。
陈和当晚就把侄女陈谭娇背着往“石栏门”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里，哪里就滴满鲜红的血。枯井没有水
陈谭娇在“石栏门”住了很久，她的伤势终由懂得中医的板厂工友，用青草药把它治好。
陈和的现身，背后藏着一个乱世中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他当天并没有跟随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烂港送死。
当他发现日本兵来叫门时，却机警往后门逃跑，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不深、又没有水的枯井里躲起来。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后去找一把锄头……
陈谭娇说大伯“最命大”。
陈和、陈王是亲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陈和大难不死，另外一个弟弟也在日本兵枪尾刺刀下遇害了。
陈谭娇说： “大伯当时还救过另外两个人。”
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小肠从日本兵划破的伤口流出来，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陈和另外救的一个是不曾中刀伤的50多岁妇女，他把她们两个一起带回“石栏门”疗伤与避难。
陈谭娇中九刀，刀伤遍及身体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伤势最严重，刺穿而过；肚子一刀，左边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5）
笔者问到这里时，满腹疑问： 为什么日本兵不干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陈谭娇摊开双手说道： “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静静旁听的黄秀珍（陈谭娇的侄女），这时忽然插嘴说： “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这是很好的推断，因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日本兵在一刀把陈王刺毙后，随即又把陈谭娇露出尸体外的左小腿刺上一刀，接着他把陈王的尸体踢翻。这时候，他目睹了一张清秀的小女孩的脸，紧闭着双眼，紧闭着嘴唇在瑟瑟发抖等死。
但陈谭娇当时虽然还没有断气，军令如山，况且旁边还有很多日本兵，他当然不敢公然网开一面，放开她救她一命。
他是军人，当然要动手： 一直把她刺到死为止。
可能，陈谭娇的恐惧面孔表情，或者瘦小的身躯，却激发起他内心隐藏着的良知；可能，在日本或台湾家乡，他也有一个像陈谭娇一样大，或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妹。
他于心不忍了，他急中生智把陈谭娇翻转过来，然后在她背上，力道把捏得很准确地连续刺了几刀，但只伤及皮肉，并没有穿肠破肚。
开始的几刀，可能陈谭娇吃痛，乱翻转身体，而令日本兵误伤到肚子和左肋各一刀。
这个日本兵，可能为了救陈谭娇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一命，就这样故意把她刺到昏死过去一动不动为止。
这怎能说是救人呢？流血过多也会虚脱而死的呀！
中九刀不死
战争中，受伤的人能否活下去，可就要看各人的际遇与造化了。日本兵的善行，只能算是良知上的尽人事，但求个人一时的心安而已。
被他杀的人是否能活下去，那是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了。
在杀昏了头的屠场上，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良知上的片刻些许清醒。
以上的推断，只是把日本兵往善良的一方面设想。假如往坏的一方面推本溯源，又是另一番丑恶面目。
这一个日本兵是个心理变态的刽子手，他不愿一刀把陈谭娇刺死，因为这太便宜她了。
他玩弄着从军训中苦练来的刺杀技术，只把陈谭娇刺伤，他要她大量脱水慢慢而死。
在杀人过程中还要折磨人，这个日本兵的心理上，有着变态的需求。
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村民675人，陈谭娇在这场劫数中身中九刀，是铁一般的事实；身中九刀而不死，令人想起战争的可怕与恐怖。
死，是悲剧；不死，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心创伤。
旧屋给日本兵烧毁了，大伯过后又在港尾村，另外搭一间新屋住，负起养育侄女的责任。
陈谭娇每想起死去的父母亲和兄弟，就会伤心地哭泣起来，陈和因此时常慈祥地安慰她。大伯待陈谭娇，就像父亲疼女儿一样。
陈和抚养陈谭娇到13岁大，由于港尾村一家人没有女儿，又是好人家，陈和便把侄女过继给这家人做养女，那已是和平后的事……
（参见本节案例8）
8． 1988年8月20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庇朥港尾冯梅妹和李英谈日治时期苦难日子》
当年日军在庇朥巴力丁宜（港尾村）干下令人发指暴行，罄竹难书，且再听听下列两位当年余生者谈谈经历：
冯梅妹的遭遇
那是46年前的事了，记得那一年是1942年3月15日。
冯梅妹
冯梅妹并非是港尾村原居民，原本是住在金马士，当年日军成功侵占马来亚，金马士是铁道交通之总枢纽，每日见到许许多多日军在流动。
冯梅妹的父亲冯维启，认为金马士非安全区，日军流动性大，分分钟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一家商议后，决定离开金马士，因为他有兄弟在庇朥，他觉得庇朥港尾村是“绝头路”（没有其他的路），应该是最安全的地区了。
于是一家人也包括母亲萧凤，两位弟弟，一姐一妹联袂收拾行旅，沿着火车路步行，由金马士到马口，由马口到庇朥港尾村，就住在港尾村新芭（香蕉芭）的一间木屋。
冯梅妹现年59岁，居住在吉隆坡，当年只不过13岁。
她说： 当年兵荒马乱，只知逃难别无其他事可做，来到港尾是寄居朋友的家。
一晃已三个多月，以为这是安全区了，岂料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原来，当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来了一队日军。
日军传出讯息说要来登记户口，所有的人必须留在家中，否则作坏人论。
“当时弟弟们在外面玩，也叫回来，以等待登记。”
“姐姐宝英，因为住不惯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妆成老人，跟着牛车到庇朥去了。”
“不久，约有十名日军到来，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完全没有反抗余地，任由日军带到森林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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