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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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他进一步阐述“理论联系实际”方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转载。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刊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复刊号第一期发表了《掌握科学，破除迷信》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在同期还刊登了《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错误的》专文。编辑部还决定为1976年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正名，在青年革命诗抄栏内发表了天安门诗抄，以“革命何须怕断头”为题报道了四五运动青年典型韩志雄的事迹。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主题，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刊物在群众中竞相传阅，有的中央单位在大会上高声朗读复刊号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一时间，“破除现代迷信”的声浪此起彼伏，在北京的上空传递着、涌动着。这严重地冲撞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不出所料，禁令果然来了，正在印刷《中国青年》的机器停转了，刊物被停止发行了。当时主管群团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看到这期刊物立即打电话质问：《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并于9月14日召集编辑部中层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进行严厉的批评。当时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等同志写信给叶剑英反映情况要求解除禁令。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表态支持，最后还是同意复刊在全国发行。据关志豪回忆：270万份《中国青年》在全国各地被迅速争购一空。广大读者以赞许的心情，接受了因“文化大革命”和他们阔别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后（4）
叶剑英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抓好经济建设，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叶剑英在讲话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新形势，指出：“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苏修发动侵略战争，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有利于我们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从国内来讲，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万众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的事业将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叶剑英在讲话中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群众，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法制造成的恶果，强调说，林彪、“四人帮”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的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我们一定要动员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向任何个人特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指“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遭到很大阻力。从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一直为其平反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12月，他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5）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叶剑英等积极支持下，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叶剑英在西山住地亲切接见了被诬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见面后说：“你们辛苦了！”呜咽不止。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强调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完全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事件下加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不遗余力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
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初步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但是一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宣传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大意义。1979年1月至4月，他倡议，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消除思想分歧，统一认识。会上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议后期，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为了深入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回顾和初步总结，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时间很长，流毒很广，党内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认识不清楚，需要继续深入批判这条极左路线。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的方针重新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强调说：“解放思想，归根到底，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决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决不要浮夸，决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坚持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等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力求今后少走弯路，不走大的弯路，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逐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叶剑英以身作则，坚决支持和维护中央新的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这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组织调整，尽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为副主席，但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