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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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得不够积极，学习得不够刻苦，因此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是成型的干部。需要今后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他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作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
在日寇大举侵华（18）
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我党我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但运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问题更为严重。如何对待“抢救”运动？叶剑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到“抢救运动”审干的做法不大对头，便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曾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叶剑英面临新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他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立场，继续向组织反映意见。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纠正了这种极“左”的做法。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总参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同志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同志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时同叶剑英一起工作的伍修权回忆说：“整风运动时，总参成立了由叶剑英同志和胡耀邦、陶铸、舒同与我组织的领导小组，他同大家一起，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作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康生搞起的‘抢救运动’也波及到总参，有的同志因此受了委屈。剑英同志发现问题后，不顾康生的反对，马上向中央和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不能这样搞，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错误做法，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进行安慰和赔礼道歉，为他们平反和重新分配工作。所以整风期间总参虽然也受到了康生之流的影响，但与其他单位比起来还是比较稳当的，叶剑英当时保护过的一些同志，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是有问题的。”事实的确如此，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
外界宣传中共抗日的主张和战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
敌后抗战胜利，吸引来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新闻、文化工作者到抗战圣地延安来参观访问，叶剑英总参谋长经常受党的委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
1944年3月，英、美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配合他们一起进攻日本，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这个拥有数十人的中外记者团，其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社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家勇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的），扫荡报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国民公报编辑周木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此外，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还自带了电台。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团路经西安时，秘密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企图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内线取得联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
在日寇大举侵华（21）
当时延安有一个怀安诗社。叶剑英积极支持和参与诗社的活动。他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会友。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
叶剑英特作《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
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读后，特赋诗曰：
季子徐君气谊投，希深君复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
诗中“季子、徐君”指吴老、徐老，“希深、君复”指谢老、林老。
有一次叶剑英见到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
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
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
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
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
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
这首诗传遍延安诗坛，一时成为抗战佳话。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PART3
十年浩劫（1）
九 十年浩劫，党和国家濒临危亡，在此严酷的历史时期，叶剑英逆流而上，挺身而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一举粉碎“四人帮”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叶剑英当时身负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位老革命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抵制过程。他依靠党和人民，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越过一个个暗礁险滩，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
稳定军队，两个“十万人大会”发巨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很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深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感情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3）
会议期间，周恩来采取措施，劝阻红卫兵揪斗刘、邓的举动；缓和工作组与学生紧张关系；研究并实行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如限制红卫兵活动范围，宣布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体罚”，保护好档案，等等。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全力支持周恩来，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反复提出：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持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但是，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