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世界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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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普鲁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当王子时，有过不寻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国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弗里茨必须和我一样！”早在弗里茨五岁的时候，他就让儿子穿上军服，和他一起参加骑马、狩猎、阅兵和演习。而这个王储却对军事和一切“普鲁士品质”十分反感。这个聪慧而稚弱的弗里德里希真正喜欢的却是宫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艺术，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偏好哲学，创作诗歌并秘密学吹横笛。而对他父亲来说，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为此遭到父亲的责罚。弗里德里希18岁的时候，为了摆脱父亲
的皮鞭，和一个朋友出走，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在边境被抓获。国王把他们两人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判处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虽然得到了赦免，但却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朋友上了断头台。这以后，按照父亲的意志，他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这些遭遇和经历，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很快他就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在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中学习本领。最后他甚至和父亲为他选择的，他并不爱的公主结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兰登堡的莱茵堡宫中，但却终于有了闲暇转向他所喜欢的音乐和文学，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在这里开始和伏尔泰通信往来并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塑造了一个责任心很强又热爱和平的统治者，在行动中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统治者在他的眼里只是“国家的第一公仆”。
弗里德里希于1740年登基为普鲁士国王，很多人都希望在普鲁士王位上终于来了一位哲人，以和平的理念统治国家。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是如此。登基后没有过几天，他就取消了体罚；同样取消了国王干预司法的权利。他采取措施，让所有人不论什么阶层在法庭受平等待遇。然后，他又宣告信仰和宗教自由。“在我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获得灵魂的安慰”，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弗里德里希确实是一位宽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除了传统的臣民精神，也有了发展新思想的可能性。例如诗人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在他的文章和剧本中，特别是在《智者纳坦》中，提出所有人在相互关系中，都应该理智、宽容和人道的主张。没有人在普鲁士反对这一观点，国王更是如此。
然而，弗里德里希毕竟不仅仅是一个哲人，他还是普鲁士最高的军人。在这个角色里，他出人意料地利用了出现的第一个机会，向哈布斯堡王朝索要土地，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这个机会，就是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六世的驾崩，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争执，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萨是否应该继承皇位，还是只能登上奥地利的国王宝座。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立即被弗里德里希所利用，把军队开进了属于奥地利管辖范围的西里西亚。于是爆发了西里西亚战争。玛丽亚·特蕾萨遭到两次失败之后，联合了俄国和法国，接着开始的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普鲁士已无法取得胜利。但面对强大的联军，弗里德里希却显示了他作为统帅的卓越才干。首先他要依赖的，就是普鲁士军队的严明纪律和战斗力。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取胜，战争眼看就要失败时，弗里德里希却十分幸运 — 甚至有人说是出现了一个奇迹 — ：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谢世。而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却和她完全不同，他是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因此掉转了枪口。一年以后，这场战争以“胡伯图斯堡和约”宣告结束。这时已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国王，终于使普鲁士变成了欧洲大国。
第三部分
到美洲去！
十七和十八世纪，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移民美洲，他们期待在这个新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有人出于经济原因，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途；很多人背井离乡，只是追随自己的信仰，而陷入了困境，例如来自英国的很多清教徒的“朝觐神甫”，他们早在1620年就登陆北美洲东海岸。移民者在这里修建村庄，开发森林，开垦土地，企图在这里建立农业庄园。但当地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对此视而不见。又因为欧洲人不尊重印第安人的权利，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只是在很少的地区，移民试图和印第安人和解，与他们和平共处。但移
民的共同点却是在政治上同祖国同心同德。
在北方殖民地，这是被占领的地区的新名称，移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从捕鱼到造船。教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带有明显的清教徒的印记。这种从荒蛮地区变成居民点和村落的过程，特别符合加尔文的学说：勤奋加节俭，导致了飞速的发展。村落变成了城市，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学校成立：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南方的发展和北方不同。这里的土地主要适宜种植水稻、烟草、甘蔗，后来还有棉花。在这些庄园里虽然有很多人劳动，但报酬却很少。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地方，庄园主就让人去非洲寻找：奴隶，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代被庄园束缚，不得不屈服于主人的暴力。同北方相比，南方的贫富差距极其尖锐。在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比北方落后许多。南北方的这个差距，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危机的导火线；后来果然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但在这之前，先是英国和法国对新世界霸权的争夺，即英法殖民战争，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东海岸的所有殖民地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均归英国所有。战争结束后不久，伦敦政府决定进一步严格对殖民地的控制，而且采用直接管理形式。由于战争耗资巨大，因此要求殖民地必须为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做出贡献。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关税和税收法，但遭到殖民地的强烈抗议。而且，殖民者还表示，伦敦议会无权对殖民地通过有关税收的法案。“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拒绝纳税并抵制英货。
英国议会后来虽然撤消了一些法律，但形势仍然日益严峻。最后只剩下茶捐一项 — 更多是出于原则立场，而不是经济考虑：英国议会想以此表明，它有权对美洲殖民地制定法律和收取关税。1773年12月中旬，三艘英国船停靠波士顿，准备卸下船上的茶叶时，“自由之子”进行了公开的反抗。这一行动以“波士顿茶会案”载入了史册。从而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1774年，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首届大陆会议”。这个时期，大多数人还愿意接受英国乔治三世为他们的国王。但当他把所有殖民者无一例外地都宣布为叛逆分子以后，整个情绪转向了反面。很多原来忠于国王的人均转向了反抗运动。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人们组成了临时政府，并推举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为“大陆军”的总司令。还在战争期间，就有十三块殖民地宣布了独立。1776年7月4日，他们庄严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与此同时，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还在这份文件中表达出了“美国理念”：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从他们的缔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应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应为被统治者认同；一旦一个政府证明有损于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改变或撤消它，并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它的权力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
然而，大不列颠国王过去的历史，是不断发生不公正和不断进行越权行动的历史，一切都预示着建立独裁统治国家的征兆 ……
因此，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召集了一次普遍的大会，就有关我们观点的公正性向世界最高裁判者呼吁，以这个大陆合法人民的力量和威望的名义，庄严宣布，这个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且它有权这样做；它将解除对不列颠王室的任何效忠义务，并解除一切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任何政治联系。”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同时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反独裁斗争的先锋。“我们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天意让我们站在这个岗位上，这是美国的荣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这样写道。这种“使命感”至今在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作为对独立宣言的回应，英国向美国派去了更多的军队。但尽管兵力占有优势，英国军队仍然无法给美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美军的意志和士气，再加上乔治·华盛顿英明的战术，始终能够使自己的数量上的劣势得到平衡。当法国又用军队、武器和钱财支持殖民者时，英国终于投降，于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
于是，这个过去的殖民地就面临着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的任务。在制宪会议上，对新的国家应该建成“中央集权式”还是“联邦式”的国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开始时，大多数人主张联邦制：当时的设想是由单个独立的国家组成松散的联合体。但受人尊敬的乔治·华盛顿却预言说：“如果单个国家不同意给国会以足够的权力监督政府，这就将意味着我们民族的解体。”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政府和两院议会：由人民选出的众议院和由各州派两名代表参加的参议院。与这种立法的权力机关并存的，是一个独立于议会的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而司法权力，则由最高联邦法院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这些“开国元勋”们以这种形式，彻底实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进行合作。
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只是增加了“附录”，但其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这部宪法至今有效。它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国家的学习榜样。
第三部分
自由、平等、博爱
美国革命的胜利，在“旧世界”引起很大震动。特别的启蒙运动者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它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哲学游戏，而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建国基础。
十八世纪末，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骚动：市民和农民起来反对当权者。最坚决的抗议行动发生在法国。在那里，贵族、教会首脑 — 即教权势力 — 和富有的市民阶级为一方，普通百姓为一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是这个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富
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免税待遇，而穷人的税负却日益沉重。尽管如此，国家财政由于军事开支和豪华宫廷消耗巨大而面临崩溃的危险。路易十六急需钱财，于是就继续提高税收。为了不发生暴乱，他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
这种由各个等级都参加的会议，自161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现在要它同意提高税收。教权势力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他们各派三百名代表参加会议。市民和农民组成第三等级， — 经过长期和国王谈判 — 才允许向会议派出六百名代表，代表着98％的法国人口。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根据等级还是根据与会名额进行表决。第三等级代表和较低层的教士及贵族，要求按照人头表决。而国王却拒绝这一要求，并命令分别开会和分别表决。但遭到第三等级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引用了修道院长西哀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1。什么是第三等级？
什么都是。
2。迄今为止它在国家生活中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3．它要求什么？
在国家生活中是点什么。”
他们的要求是认真的。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贵族代表，尤其是低层教士代表都表示赞成。国王派军队包围了凡尔赛的会议大厅。代表们于6月20日把会议改在舞厅举行，并宣誓如果不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就绝不离开会场。国王路易做最后一次尝试，他来到代表中间，并宣布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再次命令分别开会。“集会的民族是不接受命令的！”国民大会主席让·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