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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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曾经送给王文川一把口琴，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到现在，但他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这一次，他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吹了。
鲜为人知的极远迁徙：巴布亚新几内亚
谢晋元遇刺后，孤军营里官兵的士气越来越低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不再是安全岛，上海全部沦陷。
王文川、杨养正和一部分孤军被押往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但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哪里，他们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余的孤军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军舰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军舰的最底层，关押着36名苦工，他们就是另外的孤军。军舰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的一个荒岛上。岛上共有160名战俘，有英、美等国战俘，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战士，两年过后只剩下38人。
在国内的王文川和战友们，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
一天，一个老乡一家三口趁机将王文川藏在顶棚里。收工点名的时候，日军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王文川说：〃那一天特别危险，他们（日军）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拿刺刀捅那个顶棚，差一点捅到我。日本人走了，老乡把我送到南京车站，我从那里跑出来了。〃
在敌人的刺刀下侥幸逃生的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从安徽芜湖，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走到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第21节：八百孤军（7）
王文川至今不知道那位善良的农民叫什么，他也没有机会报答他们了。
杨养正也逃走了，他和另外两名战友趁着收工，抢了日本人的枪。后来他们遇到了新四军，护送他们到了安徽。
几年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他们自由了。只是曾经奋勇杀敌的壮士们，如今却只能四处漂泊。
1945年8月，没有逃走的孤军看到日军垂头丧气，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蛮横，这时他们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传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战俘营沸腾了，孤军们立即把看守他们的日军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岛上也是一片欢呼声，中国的劳工和盟军士兵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杨养正说：〃日本投降以后，所有军官每人晋升一级，所有士兵一律提升为军官，愿意退休回家的你回去，可以发钱给你回去。我晋升了一级，晋升为少校，但是我不干了，日本投降就算了，我退役。〃
杨养正退役了，王文川最终也离开了部队。
1946年，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纷纷返回家园，一百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壮士〃也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团长的遗孀凌维诚也携子女回到了上海。像丈夫当年一样，凌维诚承担起了照料孤军官兵的责任。
此时，国民政府动员八百壮士归队服役，壮士们的回答是：〃仗，我们打够了，不想再打了。〃他们有的人在上海靠做各种苦工维持生活，有的人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伤兵则流落街头……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老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失声痛哭。在这60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王文川的儿子王家宾也已经60岁了，他说：〃别看现在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小的时候，王家宾跟别的孩子一样淘气，每次开完家长会，回来后都会招致父亲的责骂，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挨打，甚至让他们下跪。这种在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体罚，在当时都是常事。
王家宾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么粗暴。而在其他人眼里，王文川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有些孤僻。
直到哭倒在老团长雕像前这一刻，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孩子们也终于理解了父亲。
第22节：八百孤军（8）
2009年8月，王文川的语言能力基本丧失，在那个有些破旧的小屋里，老人显得愈发沉默。
2009年一个冬天的早上，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后愿望是能够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同年，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位壮士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离开后4天，郭兴发安然离世。
已知〃八百壮士〃共212人，仍在世的仅杨养正一人。
2008年12月23日，一篇名为《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津》的帖子引起广泛关注，文中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在拉布尔附近偏僻的山坡上发现数百名中国抗战将士的墓地，其中有包括〃八百壮士〃在内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以及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在抗战中被日军俘虏，后被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遇难。这些墓地建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当地的华侨和被盟军解放的中国战俘共同为死难的战友修建。经过60多年后，由于火山频频喷发，当地华侨纷纷移民他地，导致这些中国抗战军人的墓地失去保护，年久失修，破坏严重。
2009年3月17日，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迎接抗日壮士遗骸回国〃活动，计划派出先遣队赴巴新调查，争取在年内完成流落在当地的抗日将士们遗骸的身份确认工作，并将将士们的英灵接回祖国，在国内举行迁葬仪式，让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早日叶落归根。
① 〃八百壮士〃王文川的照片
原本这张一寸大小的泛黄照片上，王文川20出头，一头乌黑整洁的头发，浓粗的眉毛，英俊而肃穆，能看到直直扣到脖子根的土黄色的军装领子。〃文革〃时，王文川担心这张国民党的军装照引祸上身，所以用剪刀齐着脖子剪裁了照片，变成了大头照，可军装领子仍然依稀可辨。
② 八十八师
1927年，蒋介石向欧洲陆军强国德国寻求军事援助。1933年，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装备精良，训练指导有素，这就是国民党60个整编师方案。王文川所在的八十八师是在整军过程中少数接受过全部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之一。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③谢晋元（1905…1941）
广东蕉岭人。1925年12月，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淞沪会战中领导〃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第23节：八百孤军（9）
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北火车站到四行仓库的这条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将附近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1982年，谢晋元的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的右侧。
④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深54米，高25米，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共同建设的储备仓库，遂被称为〃四行〃。四行仓库的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这种地形易守难攻，日军会为免于误伤租界而不敢使用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
抗战胜利后，四行仓库经改建至今仍然存在，部分空间被改为四行仓库纪念馆。
⑤电影《八百壮士》
对于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这段历史，从1938年开始，先后有两部电影表现了这场英勇的战役。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水渡江为八百壮士赠旗的这一细节，成为了电影的亮点。其中，1975年由丁善玺导演拍摄的台湾版《八百壮士》中，刚刚出道的林青霞成功塑造了杨惠敏的角色。
⑥特殊的旗帜
杨惠敏献旗一事真相究竟是什么样，恐怕已经无从知晓，但这面唯一的中国旗帜给孤军和上海市民带来的鼓舞却是前所未有的。这面特殊的旗帜现存于台北市国军历史博物馆。
⑦ 租界工部局
1854年7月11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开始形成自己的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套类似于政府的体系，进行相应的行政管理活动。工部局在实质上担任了租界市政府的角色。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该工部局宣告结束。
⑧ 4名叛兵最后归宿
谢晋元被杀害后，舆论直言4个凶手的后台是日本人。租界工部局特别法庭对4名叛兵提起公诉，于1941年6月27日做出判决，以共同杀人罪，判处郝鼎诚（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下士）、张国顺（上等兵）死刑。一种说法是：死刑执行了，日方未予干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日本人施加压力，迟迟未予执行。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等国宣战，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日军将杀害谢晋元的那4个凶手开释。
第24节：伏击（1）
伏击
亲历者
强 勇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部司号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陈绍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
王用中时为第十四军战地工作队战士
张 涣时为七十二师军医处战士
编导手记
小时候看关于打仗的电影，印象中〃好人〃们似乎总是守在阵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机枪，与此同时，〃坏人〃们却总是在开阔的地上抱头鼠窜，纷纷倒下。于是在平日游戏中，总是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抢当〃好人〃。看着被迫当〃坏人〃的伙伴们，在自己用嘴模拟的机枪声中纷纷倒下，那种感觉甚是痛快。稍微长大点才知道，原来这种打法叫做〃伏击战〃。一时间很是困惑，为什么〃坏人〃总是被〃好人〃打伏击？
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伏击战〃通常是以弱胜强时的最佳战术。守在阵地上打机枪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样，被伏击的〃坏人〃也未必抱头鼠窜。
平型关大捷，一个中学历史考试经常喜欢考核的名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有些东西听的次数多了，难免会有些许逆反。我们这一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都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后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么？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么样的？还是没人知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再有老兵们当年的疑问。关于平型关大捷，课本上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但在课堂上等着下课的学生们，你们真的了解这场战斗吗？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准确地点，其实并不在平型关？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可否有人知道，为了这场被誉为〃抗战第一胜〃的伏击战，我们的战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几位老战士的叙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说清晰，是因为老人对于战斗细节的准确记忆。
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老人对于战略细节的朦胧印象。
历史，也许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换装命令。所谓的〃换装〃主要就是把红军本来的红五星帽子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子。时任一一五师①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杨永松回忆：〃大家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很多同志都不愿意换，但是要参加抗战，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对于换装，还有一些战士想不通，司号员强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换衣服，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不愿意换。〃
第25节：伏击（2）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朱德与各师师长带头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强勇跟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启程开赴前线。
短裤衩军队的伏击战②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河风陵渡口迎来了一批穿着短裤衩的中国军队。据杨永松回忆，当时因为天气太热，领导允许战士们把长裤脱了，穿着短裤衩行军。
穿着裤衩的部队经过风陵渡口过了黄河，然后到达火车站，乘火车开赴前线。当时一一五师乘坐的那列火车之前是用来运送马的车皮，车上又脏又臭，也没有来得及打扫就开走了。
这支穿着短裤坐火车行军的部队正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队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官兵从未见过日本人，但大伙儿的士气仍然很高涨。
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红军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战士们又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训练，伙食也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