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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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我的唐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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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刻在一代中国人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红军”局长刘英勇，在退休后，于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75岁。地震预报工作者们还在继续拼搏、奋斗。唐山地震的预测、预报、预防问题，在近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唐山地震发生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中伤亡极少。
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1996年，耿庆国55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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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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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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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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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自然有着远比人类更宏阔的生命节律；21世纪绝不可能是无灾的世纪。是的，“减灾”。不是如20世纪中国人高喊“人定胜天”时幻想的“灭灾”，也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虚弱无力的“救灾”。新世纪的人类，是否将在20世纪百年膨胀后转向静敛，把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投入自身与自然界的融合，在珍惜自然的同时珍惜自身，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本书是20世纪中国为21世纪世界留下的历史备忘录。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在这里共同祝福地球与人类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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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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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3月5日来到香港，整个SARS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ShallOver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ShallOver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Birthdayto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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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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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