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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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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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能的释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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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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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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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面临着新的死亡。几乎从倒塌的楼房埋下第一具尸体开始，与死亡紧紧伴行着的另一恐怖的阴影便已向唐山逼近。瘟疫！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是一条令人惊骇的必然规律。唐山怎么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后勤组的吉普车，连日在唐山地区奔波。“前指”的帐篷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冷峻。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妖魔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据《云南地震考》记载：1925年云南大地震，震后人民发生“闭口风”症，患者一半身体变黑，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即死。1944年，日本进攻印度的军队，在伊木法尔战役中，10万大军中有6万人突然得了疟疾和痢疾，不战自败。1949年，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疟疾和痢疾流行，发病率在有的部队高达80％，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1954年，澳洲汤斯维尔爆发“登革热”，40万居民中，有15万人发病……而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
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
所有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威胁。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遵从医嘱用咬碎的蒜擦手，天天服用黄连素，尽管如此，也未能完全摆脱疾病对我的侵袭……这是一场人类顽强地推开瘟疫的严酷的战役。当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已接近爆发程度的时候，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正采取紧急对策。据文件记载，当时从全国调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调来消毒药240吨，杀虫药176六吨，各种喷雾器3100多具；调来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调来喷药飞机4架……
“安…2”飞机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轰鸣。带有蒜味的马拉硫磷、敌敌畏雨雾般飘落。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85平方公里的唐山市区上空盘旋。地面上，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防化喷洒车、群英式背负喷雾器和圆桶形压缩喷雾器一起开动。夜晚，废墟上升起一堆堆火，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各个角落……
那些日子，所有被采访的唐山人几乎都证实了一个事实：蚊子似乎见不到了。据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统计：蚊子的密度下降90％～98％，而苍蝇的密度只下降了50％。成群的苍蝇仍在肆虐，仍在危及唐山人的生命。它们从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地方飞出来，毒杀一群，又飞出一群；而弥漫着整个城市的臭气仍有增无减。“冷冻仓库！”救灾部队报告，“震裂了的冷冻仓库里，大量鱼肉正在腐烂！”“必须彻底清理积压鱼肉！”指挥部的批示很明确。“铁门变形，无法打开！”救灾部队又一次报告。“派工兵，爆破！”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高大的冷冻仓库彻底倒塌了。硝烟未散，人们就已开始抢运出肉食品，变质的立刻掩埋，完好的分给群众。然而臭气仍在弥漫。指挥部所有成员焦虑与复杂的目光，都同时转向了这最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尸体。24万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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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孤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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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小冬梅时，她穿着一身破衣服。她死死拉着我，一遍一遍地对我说：“王姨，我要穿新衣服！我是有新衣裳的，还有花布，妈妈在地震前一晚上给我裁的，还没顾上缝，都让他们扒走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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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不幸的幸存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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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华北大地震动了。“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突降的灾难，首先把中年女干部王庆珍的命运和那数千名孤儿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位前“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在震后第二天被市委副书记张干召到一个防震棚里，接受了把全唐山孤儿寻找到、安置好的不寻常的使命。“这件事就由知青办负责！”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孩子，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冻死！”这是一段刀刻斧凿般留在王庆珍心上的经历。在护送孤儿途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性子刚强的女人，眼里不时闪出泪光。……
三千多没爹没妈的孩子啊！光是市区的孤儿，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张书记把任务交给了市知青办，我们就层层布置给基层的知青办。那时知青办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找孩子，管孩子！我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流浪的孩子“收”回来，给他们找吃找穿。那时抢孩子已经成风，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运输部门把孩子带往天津、北京、承德……遵化县一支大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娃娃！那时，多数孩子是被父母单位、邻居，还有医疗队和救灾部队收养着。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我到过一个部队，看见一个战士正领着十多个孩子在做游戏，看小人书……“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多么懂事的孩子呵！”王庆珍含着泪对我说：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对了，姓单，老大叫单苗丽。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给他们盖了简易房。孩子们很懂事，他们嘀嘀咕咕商量着，想做点什么来报答部队。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个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五只没死的小鸡。心爱的五只小活鸡呀，叽叽叫着，成天不离开姐弟们的脚边，老大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把那五只小活鸡杀了……战士们接过了那只用布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