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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拉贝日记 -约翰·拉贝1066-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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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 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 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 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 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 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 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 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 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 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 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 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 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 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 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 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 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 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 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 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 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 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济南府有好香肠;牛肉牛肉小牛肉,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一个没留多可惜;领事先生多忙碌,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 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 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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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九月日记
1937年
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 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 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 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 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 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 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 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 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 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 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 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 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 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 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 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 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 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 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 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 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 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 “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 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 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 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 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 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 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 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 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 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 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 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 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 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 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 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 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 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 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 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 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 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 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 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 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 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 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 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 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 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 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 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 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 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 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 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 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 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 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 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 15分,从下午 l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 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 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 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 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 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 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 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 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 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 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 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 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 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 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 直径约6米,深2米一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 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 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译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 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译注: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 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 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4所~6 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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