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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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带的竹简。于是，赵简子以为无恤勤勉仁厚，比长子伯鲁更贤明，就决定立无恤为继承人，这种立嗣宜贤不宜长的做法，实在是极有眼光。
在治理国家方面，赵简子也独具风格。一次，他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内），临行前，尹铎问赵简子说：“您让我去治理晋阳，您有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晋阳成为一只蚕茧，您可以从中不断地抽取茧丝呢（意即榨取人民的血汗），还是希望晋阳成为国家最为可靠的保障？”赵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它成为国家的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就采取少报晋阳户数的方法减少晋阳上缴的租税，实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爱护百姓，晋阳在尹铎的治理下不仅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民心大服。赵简子知道了这一情况，曾经极其郑重地对无恤说：“将来赵国一旦遇到危难，一定要先到晋阳去躲避，不要以为晋阳地势偏远、城池狭小、户数也少，那里决对是赵国最好的保障。”
与此相反，智氏办事的风格却是傲慢暴虐。智宣子死后，瑶即位，号称智伯，后谥为智襄子。一次，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一同宴饮。智伯无缘无故地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之相段规。智国听说了这件事，赶紧跑去对智伯说：“您应该赶快准备应付将要发生的灾难，否则，灾难就会真的降临。”智伯傲慢地说：“灾难只能由我发起，我不发起灾难，谁又能制造灾难呢？”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吧，《夏书》上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多次过失，人们对你的怨恨并非一定是在你有了明显错误的时候，你小小的过失积累起来也能造成大的怨恨，人主如果不防小过失，一定会出现大过失的。’君子能够勤勉地对待每一件小事，才不会有大过失。现在您在一次宴会上就使人家的国君和国相遭受污辱，又不作任何准备，还说别人不敢兴起灾难。蚋、蚁、蜂、虿等小虫都能伤人害人，况且是一国之君相呢？”智伯虽然明白这些话，但他并未听从。
智氏在六卿的混战中出力最大，分得的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也就最多，因此在智、韩、赵、魏四家中不论是土地还是军事力量都是首屈一指，从智伯起，就有了吞并其余三家的野心，但一直没有找到借口。终于有一天智伯想出了一条好计策，他告诉其余三家说：“晋国素来是中原的霸主，没料到让吴国沾了光，在徐州大会上又让越国占了先，这是晋国的耻辱，若能把越国打败，晋国仍能当上霸主。我主张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交给公家统一管理，这样就能积累财富，多养军队，增强国力。”三家都知道智伯所说的“公家”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他无非是想以此为借口多占土地，然后进一步吞并其他各家。但是韩、赵、魏三家并不齐心，不能统一起来对付智氏。
最后，智氏派使者到各家去索地。韩康子不愿割地，韩康子的臣下说：“智伯贪图利益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就将讨伐，不如给他土地。智伯得到土地以后，必会很高兴，他就会接着再向别人要土地，别人不给，他就要出兵讨伐，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兵祸，等待事情的变化发展，伺机而动。”韩康子认为有道理，就答应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得到土地，果然很高兴，就又向魏桓子要土地。
魏桓子开始也不愿给，桓子的臣下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地索求土地，诸大夫必然惊恐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又必然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我们因为害怕就会互相接近。以我们这些团结一致的军队去对付智伯的骄兵，到那时候，智伯就活不长了。《周书》上说过，‘要想打败他，就一定要先给他点好处。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东西，就必须先给他点好处。’我看您不如先把土地给智伯，促使他骄傲，然后可以交往一些国家再作消灭智氏的打算。为什么偏偏要我们自己做智氏的斧质、箭筒呢？”桓子听从了这一意见，就也给智伯一百里的土地。智伯很高兴，复向赵襄子索要蔡地和皋狼之地，已不止一百里了。
赵襄子就是赵简子的小儿子无恤，别看他待民仁厚，对外却很强硬。他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勃然大怒，率领韩、魏的军兵一起前去攻打赵国，并约定战胜之后三家平分赵国的土地。赵国的国都是无法坚守的，赵襄子准备逃到其他城池去，他问从人说：“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呢？”从人说：“长子县城离这里近，城墙厚实完整，土地广大，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当地的老百姓用尽力气来修筑了城墙，现在又要他们拼命去护守城池，谁肯跟我一起干呢？还是不去的好！”从人又说，“邯郸的粮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刮尽民脂民膏去充实粮仓，现在又要他们因守城而死难，老百姓会听我的话吗？还是不能去！如果出逃的话，就应当选择晋阳。晋阳是先父简子嘱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施行爱民政策的地方，百姓必定会拥护我！”于是赵襄子率领百官逃到了晋阳。
赵襄子到了晋阳，老百姓果然乐意跟襄子一起守城。晋阳先是由家臣董于安一手经营，城墙造得十分坚固，城里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全部用苇箔、竹子、木板填实，宫殿的柱子全用铜铸成。继后是家臣尹铎治理，尹铎终日想的就是怎样去安抚百姓，因此，晋阳城可以说固若金汤。
三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住，可怎么也攻打不下来。每逢进攻时，总是遭到如雨般的箭矢的乱射，就这样，一直围了两年都没有打下来。但同时，晋阳城里的箭也快用完了，做箭杆和箭头的材料也找不到了，赵襄子很着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听说当初董于安在宫殿藏了无数的箭枝，不如去找一找。赵襄子就拆开宫墙，找到了用不完的做箭杆的材料，又融化了铜柱，得到了做箭头的材料。赵襄子十分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董于安，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如果没有尹铎，老百姓怎会拼死守城呢？”
到围城的第三年，智伯在察看地形时想到了晋水，他就命士兵在晋水上筑坝，把河道改道晋阳城下。正巧连降大雨，大坝内积水很多，智伯就决开晋水直灌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由于房屋都淹没在水中，连锅烛都生出蛤蟆来，但老百姓的意志始终很坚决，没有背叛的意思。在这时候，智伯察看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坐在车右，智伯志得意满地说：“我现在才知道用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啊！”这话使魏桓子和韩康子极受刺激，魏桓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两人互传心意，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大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大城平阳。至此，韩、魏两国更明确了背叛智氏的意向。
智伯的谋臣疵是个明白人，他对智伯说：“韩、魏是必定要反叛的。”智伯问他根据何在，疵说：“从人情世事上推论就可以知道了。您率领韩、魏的军队来攻打赵国，如果赵国灭亡了，接下来恐怕就要攻打韩、魏了。您曾经和韩、魏相约，灭赵后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浸在水里，城内缺少食物，很快就要破城了，而韩、魏两国的君主并不感到喜悦。这就说明他们已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没有被您蒙骗住。那么，他们不反又能怎样呢？”
第二天，智伯却拿这些话去问韩康子和魏桓子，这两人十分惊慌，急忙对智伯说：“这人一定是赵氏的说客，他向您进这种谗言，那是为了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您怀疑我们而不去进攻晋阳，难道这您还看不明白吗？我们两家朝夕之间就可以分到赵国的土地，难道我们会去帮助赵国，做那种根本没有成功希望而又十分危险的事吗？”智伯相信了他俩的话。这两个人出来以后，疵马上去见智伯说：“您肯定把我的话告诉那两个人了。”智伯很惊讶，问他怎么知道。疵说：“那两人出去的时候，看见我神色很不正常，眼睛直视，走得也快，那是因为我获知其内情的缘故。”通过这一番争论，智伯居然还不觉悟，疵看到智伯已无可救药，必败无疑，就赶紧想法避祸。他请求出使齐国，远远地逃开去。
晋阳城里的形势极其紧张，虽然民无叛意，但城浸水中，又无粮草，真是危在旦夕。赵襄子的管家张孟谈说：“形势虽然危急，但我觉得韩、魏两家决不是心甘情愿地割地给智伯，一定是迫不得已，我愿意出城去跟他们谈一谈。”赵襄子同意了他的请求，夜里偷偷地把他送出城去。
张孟谈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你们两家攻赵，赵国灭亡以后，恐怕魏、韩也就会随之而亡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是这样，但恐怕事情还没办成，祸患就立即到来了，所以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张孟谈说：“计谋从您两位的口里说出来，听入我的耳朵里，怕什么呢？”于是，二人与张孟谈举行了秘密会谈，约定了具体的举事措施。
到约定日期，赵襄子率军决堤，水淹智伯军。智伯沉睡未醒，全军已被淹没在大水中，当他惊醒时，韩、赵、魏三家的军队都乘小船冲杀过来。赵军从前面进攻，韩、魏两军从侧翼进攻，智伯无法抵挡，只得在家臣的护卫下逃走。不久，智伯就被赵襄子的伏兵截住，割下了脑袋。韩、赵、魏三家一起来到绛州，把智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一齐杀掉。因为智果早已不属于智氏，所以存活了下来。
三家平分了智伯的土地，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想分掉整个晋国。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新君即位，更加懦弱无能，三家就只给晋国留下了绛州和曲沃两座城，别的地盘全被瓜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三晋”之中，赵国并不算强大，当时最强大的是魏国，虽然魏国起初的君主也很贤明，但由于赵国能够善始善终，一直采取较为仁厚的施政方针，又由于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谨慎，所以，它一直坚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
纵观赵国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赵国从晋国的卿士起家，主要靠两条：一是施行“仁政”；二是正确的军事外交路线。上面仅是举出了赵国历史上的较为典型的事例加以分析，其一是赵氏立后的原则是选贤任能，其二是尹铎治理晋阳时与民为善，其三是晋阳之役中正确的军事、外交方针。在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是得人心。没有人心的归附，以赵国之弱小，是绝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从赵国的兴亡史中可以看出，前人那句亘古不变的名言是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的，这句名言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5艺术家与政治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一体？政治和艺术能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宁愿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就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却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做了亡国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极富“艺术家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诸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