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全本) 作 者: 张元济-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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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随笔（47）
戊戌政变的回忆
（1949年9月）
张菊老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故镌有图章一枚，内刊“戊戌党锢孑遗”六字，兹以八三高龄，远道来京，参加人民政协。本社（新建设杂志社）视为难得之机会，特请回忆前事，由北大同学三人前往访问，细心记录，并将记录稿送请审阅，以求准确。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提到康有为等，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先进者。菊老这里所讲的很多是书本未见的材料，我们郑重商请详细记录，亦正欲为中国史料增加这极可珍视之一页。（新建设编者。）
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
以后康有为到北京来。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他组织一个保国会，在顺治门大街湖广会馆里。开会参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
是时上文所记的同僚与梁启超等在北京创设个强学会，地点在前孙公园。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同在会中，那时办了一种强学报。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发行一小册。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杨崇伊奏参了，强学会遂被查封。
当时我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匡和李鸿章等都是当时的领袖。光绪喜欢看新书，常⑧T⑧X⑧T⑧小⑧说⑧共⑧享⑧论⑧坛⑧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各种章奏，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我，那时我还在总理衙门供职。为甚么召见呢？因为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一个折子给光绪，保举康有为和我。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侯。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信。）。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⑤T⑤X⑤T⑤小⑤说⑤共⑤享⑤论⑤坛⑤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胡思敬所撰的戊戌履霜录，说我在上海开办，这是错误的。），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通艺二个字就是严复取的，校址设在宣武门内象坊桥，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学堂创办人有陈昭常（后出任吉林巡抚）、张荫棠（后任西藏大臣）、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均系部曹（以上五人均粤籍）、夏偕复（工部主事，浙江人，后出使美国）和我。经费无所出，由我和倡办诸人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个呈文，请他们提倡。张荫桓最为热心，约了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一共捐了好几千元。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什么事我已经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你下去罢，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
阅世随笔（48）
当日光绪即派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本来光绪想派他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荣禄阻挠。但此事系得自传闻，不能证实。
甲午战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门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
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我就通知总帮办瑞良（旗人）。他骑马赶来，恐慌万分，即请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我一个人略识洋文。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
戊戌年六七月间，御史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开学堂。光绪谕准照办。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进。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吐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我未参与。不过七月中袁世凯进京之事则属确实，当时袁在小站练兵，光绪召见他之后，就赏他侍郎衔。
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我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六人。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国人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当日南海会馆被围，但抓不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由日本人带他出走。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字菀生。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信）追梁。有人说王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禄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虽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时天天抓人，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动身时我们都到西郊送别。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请暂留西安治病。张荫桓被充军到新疆迪化，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
当时我仍在总理衙门，两天一班。时外间谣言甚炽，说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静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锡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
政变发生后，我去见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因此我也不再说了。
我革职之后，李鸿章派于式枚来慰问我。问我以后如何打算，我说想到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再来说：“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给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或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我当时就把严复译的亚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来。过了半年后，公学的总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以后进了商务印书馆。
阅世随笔（49）
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西太后杀了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