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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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韦君宜们与那些“不革命”的同学分道扬镳，前者选择了延安，后者选择了美国。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地位极高”甚至“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对人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后者却“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而前者当初在资质、才华上本是远不如后者的。作为当年清华高才生的韦君宜，在这样的结局面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录》之四中，韦君宜还写到，在“反右派”运动中，她曾对黄秋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反右派”的时候，韦君宜还不知当初那些“不革命”的同学在美国的情况，如果知道，“何必当初”的心绪当更强烈吧。
写《多余的话》时的瞿秋白，想来没有预见到后来韦君宜们的遭遇，如果预见到了，他一定会更少顾忌，也一定会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让我用杨团的一番话，结束这篇已很冗长但并未尽意的文章吧：“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自己那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11）这番话，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瞿秋白。
2002年10月16日
注释：
（1）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3）（4）《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5）瞿独伊《怀念父亲》，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
（6）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7）同（6）第604页。
（8）见《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9）（11）《回应韦君宜·代序》。
（10）吴小龙《悲情·人格·思考》，载《随笔》2002年第四期。
风高防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1）
问题的提起
鲁迅与胡适确实有着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几年，将这二人放在一起谈论、比较者，也时有所见。当然，这些论者的视角、眼光和结论，往往是颇有差异的。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鲁、胡二人进行比较，我也不只一次地从他人的口头或笔下见识过。这种比较的理路是，1927年后，鲁、胡二人都长期批评过国民党，但鲁迅却从未指名道姓地斥责过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而胡适则在有生之年多次这样做过。从这一事实，便能够“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说，与胡适相比，鲁迅更世故、更善于自我保护、更胆怯懦弱。这种角度的比较，还是以这样的背景为前提的：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强调“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一直说鲁迅在与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是“毫无畏惧”的，是“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来”的，一直把鲁迅说成是“民族魂”；而对胡适，则加诸种种恶谥，说他是国民党的“走狗”，说他软弱妥协，说他稍遇压力便“宁弯不折”而今天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二人进行比较，则无疑有着“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意。
仅仅在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点上做文章，殊是无谓。但这一问题确又是牵一发而动“二”身的那根“发”。从这一角度出发，深究下去，会接触到鲁、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观念、现实姿态等一系列大问题。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与对共产党的洗清同时进行的，或者说，“清党”，是南京政府真正的“开国大典”。对蒋介石的“清党”这一举动，鲁、胡二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面对国民党的大肆杀人，鲁迅是惊讶、愤怒和痛恨，而胡适则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时尚在日本的胡适对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时，又表示：“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1）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在海外生活了10个月，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所知不详。但他素来敬重、信任蔡元培、吴稚晖等前辈。当他得知蔡、吴诸元老都坚决主张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后，便决定与他们取同一步调。胡适对南京政府的这种最初的表态，也并非权宜之计或随便说说。实际上，他此后对这最初的表态从未后悔过，即便在他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冲突最严重时，也未后悔过最初表示过的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道义支持。可以说，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诞生之时，鲁迅和胡适就对之有着颇为相异的心态。鲁迅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种决绝的态度，更谈不上对之有什么希望和期待，换句话说，鲁迅一开始就以敌对的目光怒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一开始就把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当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这样一种心态和姿态终生未改；胡适则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尽管这种支持和合作并非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胡适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的，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怀有希望的，此后，这种期待和希望无论怎样受挫，胡适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彻底绝望，因此，也不妨说，胡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有条件的支持，也是持续终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有如此差异，那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更应该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过于皮相了。实际上，正因为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心态和姿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批评、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鲁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那原因就在于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而胡适之所以一次次地对蒋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评，也就正因为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怀有希望和期待，还愿意有条件地对之支持和与之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的批评之尖锐、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说从未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也多次把矛头对准过蒋介石，只不过没有点出“蒋介石”这三个字而已。这里姑举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杀错了人”。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2），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2）
不过，倘若具体地看，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的确往往比鲁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也并非绝无仅有。在1929年“人权运动”时期，他就几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3）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4）中，胡适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实行，需要训练。而需要接受这种训练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这是要蒋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但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要明白为何鲁迅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胡适却“敢”，还得从二人迥然有异的政治观念谈起。
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念，实在很难归入既有的品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说，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这源于鲁迅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怀疑。鲁迅毕生关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但却几乎不从国家政体、社会制度等政治层面去探索这一问题。他有着一个十分固执的观念，即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如没有民智的真正开发，如没有民众的真正觉悟，则无论怎样现代的国家政体，无论怎样先进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沙上的建筑、纸糊的衣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鲁迅是一个“政治怀疑主义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一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由于鲁迅的文字，富于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