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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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吮痈舐痔之徒不能说没有，但他们受到社会舆论一致的蔑视和鄙弃则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传统的保护士节的制度和措施也受到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尊重，其中《礼记·曲礼》中说的“刑不上大夫”就是重要的一条。这也是使士人保持“节”的一个外部条件。
古代刑事惩罚主要是“身体刑”（近代则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其中最轻的是“髡”（剃发），最重的是“辟”（杀头）。这些惩罚严重地摧毁着人的尊严和自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士大夫“受辱”的若干层次时，是把重点放在身体所受的伤害上：“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被摧毁了自尊心的和被摧残了肢体的士人，怎么能够承担起社会赋予他的职责呢？司马迁在讲了一系列的“受辱”之后，也谈到了《礼记》的“刑不上大夫”之说，他认为“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统治者提倡“士节”，似乎不能完全从特权角度理解，其目的在于使士大夫保持其精神追求，也是他们从事其职业的保证。当时士大夫是社会的管理者，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掌握着“公权力”；倘若士节被摧毁，使其没有了操守，可以无所不为，这样“公权力”就会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那么本来的社会中坚就成为社会蠹虫。另外还应看到由于社会舆论的鼓励，培养了一批有廉耻、识去就、守信义、重然诺的官员，这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也是一个制约。
先秦诸子大多看重士节，有的还张扬士节，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品格就是一例，他们对于君王权力的扩张有不同程度的抗拒。儒、墨诸子是以“帝王师”自视的（使后世有道统与治统之争），道家特别是庄子视权位如腐鼠敝屣，不值一顾（后世遂有与君主不合作的士人）。他们的为人也多有品、有守、有趣。惟有法家把权力绝对化，漠视众生，面目可憎。他们造就了对君主奴颜婢膝、对臣民冷酷无情的酷吏。后世所说的“三纲”的首倡者实际上是法家，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法家认为统治者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力，臣民只是他的驯服工具，应该绝对服从，否则不应在世上存在。商鞅、韩非的“理论”只考虑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从不为其他阶层的人着想。他们设计的“理想国”中，君王以下，只有替君王卖命的战士和为君王生产食物的农夫（所谓“耕战之士”），其他的都是虮虱或蠹虫，都在应予消灭之列。这些法家代表人物也真是“大公无私”，在他们设计的理想国中甚至都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位置，难怪商鞅、韩非死在了实践法家“理想”的秦国。这种现象用文言说是“作法自毙”，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活该”。他们的死不具有“悲剧意义”！此外，还应该看到，法家代表人物所制订的治国方略，也剥夺掉了后世广大士人保持自尊和节操的外部条件！
这个法家的理想国，被称作“虎狼之国”的秦，统一了天下（其实当时有可能统一中国的还有齐国和楚国，但历史选择了文化最落后的秦国，这才是历史的悲剧。恩格斯曾指出，冷兵器时期，往往是骠悍野蛮民族战胜先进的文明民族。秦统一中国，在文化上其主要倾向是倒退）。秦野蛮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起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实现大一统后，士人的依附者只有皇帝一家了。士的出路被皇帝垄断，他们在惟一的主顾面前再也硬不起来了，“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人保持节操的外部条件基本上消失了，士人变成了非得依附在某张“皮”上不可的“毛”。这时“士节”要表示出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是要依赖统治者对士的尊重的程度和士人自身的内在力量。
刘邦是个来自农村的痞子，没有多少教养，好轻侮人，当着士人的面让两个侍女给他洗脚，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当谋士郦食其求见时，他说不见“儒人”，郦食其说“我乃高阳酒徒也”！意谓我只是个高阳的酒鬼，与你这个沛县的痞子差不了多少！刘邦见来者不善，明白了这是光棍见光棍，赶紧以礼待之。刘邦的儿子惠帝就比较尊重士人，能赢得胜朝遗贤“四皓”上门。但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循此而递减。例如古代大臣与君主之间可以从容地坐而论道；唐代的宰相在皇帝面前还有座位；到了宋初，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明清两代，士人地位跌到了低谷。明代的诏狱、廷杖，清代的跪见奏对制度和申斥制度，都是在残酷地摧毁着士人的尊严。士节所依存的外部条件几乎消失殆尽了。
说士节（2）
二、廷杖与廷跪
一个朝代开国皇帝很重要，他的性格和统治风格对于本朝影响很大。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人比较仁厚，他定下三条要子孙遵守：一不杀柴氏子孙（赵的皇位来自柴氏）；二不杀士大夫；三不杀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皇帝都能恪守。虽然总的来看，宋朝的专制较之前代仍然有所加强，但由于“不杀头”的政策，这一朝的政见、思想、学派还是呈多元的趋势的。
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与赵匡胤正相反，他为人苛酷寡恩，滥杀功臣，用刑酷而滥；又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嫉恨，但又很难说出口，于是找各种岔子在精神上与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对士大夫的两大酷政——诏狱和廷杖，都始于朱元璋。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审理、处置官吏，不必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所谓“廷杖”，就是皇帝在朝上令锦衣卫当廷打官吏板子。朱元璋晚年疑心特重，喜怒无定，官员的赏罚没有一点章法，完全是凭一时的好恶。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与朱元璋辩论是非，朱说不过他，把他推到市上问斩。正要开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问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气凛然地回答说：“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这个坐在皇帝位上的朱元璋希望王朴求饶认错，自己出了气，又保全了皇帝的威严；而
梗直的王朴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和严正的逻辑，把朱元璋气坏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杀了。另一个直臣茹太素也敢于与朱元璋争，朱既觉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时甚至让他带着脚镣办公，最后还是把他杀了。廷杖也是从茹太素开始的。廷杖之惨，清初的胡承谱所著《续只麈谈·廷杖故事》里说得十分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几绝者，十之八九。列校行杖之轻重，必察二官之话言，辨其颜色；而黠者则又视其足。足如箕张，囚犹可生；靴尖一敛，囚无生理矣。”从这个记载中，可以想见“廷杖”时的氛围和对受杖者人格的摧残。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间关系更加悬绝，特别是与汉族臣工的关系。终清之世，皇帝对于汉族臣工的防范一直很严，特别是对身边的汉族大臣。其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压。大臣在皇帝面前上奏或回话，都要跪着，不管多大年龄。清代笔记中记载内阁、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的堂官预备奏事时，都要先想好了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就把事说清楚了，话说得NB024嗦了，跪的时间就长，膝盖受不了。年龄大的军机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在膝盖上套上护膝，免得在回话时膝盖受不了而“失仪”。君臣一个高高在上，坐在龙椅上，一个跪在殿下。哪里像现今一些以康雍乾三朝为题材的电视剧描写的那样：君臣之间，同榻而坐，言笑宴宴，亲密无间。编剧认定这三朝皇帝是胸襟开阔、特别大度的，这纯粹是臆想和杜撰。清代皇帝之所以对大臣如此贬抑，除了专制主义的发展达到最高峰以外，也因为统治者以数十万少数族人，统治着以数亿计的人口和文化先进的汉族，防备之心太甚。皇帝们口头上虽然常说“满汉一体”，实际上偏见和歧视时时压在心头。他们特别小心眼，这从那个时期的文字狱也可以看出一二，例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与“罪犯”士人曾静的没完没了的“辩论”，最后曾静被“感化”了，愿意到各地作现身说法，宣扬皇清的恩德和雍正的仁爱。雍正还在诏书上向臣民推荐曾静“认罪书”，要臣民认真学习，而且诏告子孙，要保障曾静的安全。然而乾隆一继位就把曾静杀了，说诽谤我没有关系，谤及先皇是不可原谅的。从这个案子可见雍正、乾隆父子可笑的表演。“奉旨申斥”是另一种羞辱大臣的方法，皇帝要羞辱谁，可派太监当朝“申斥”他，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监都是粗人，他不管娘老子地在那个倒霉大臣耳根子旁痛骂一阵，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骂的，不能质疑、反驳，更不能回骂，被骂者有时被骂哭了。当然，如果被“申斥”者使了钱，太监在耳根子那里随便说两句也就完了。
一个“廷杖”，一个“奉旨申斥”，把“庄严”的朝堂弄得与市井差不太多了。
三、士节的涨落
秦代以后，士节的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士节是士人的灵魂，那些自尊自重的士人，很有抵御能力，没有被收买也未被吓倒。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汉代被尊称为“关西夫子”的杨震，其任荆州刺史时，有人夜中赠金十斤，杨震坚决拒绝，赠者说，“在这深夜里没人知道。”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后代常说的“四知金”。这个事情不大，却被后世视为士大夫严于自律的表率而津津乐道。两汉还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问题——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遂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居之”、“和更受命”的理论，提出汉德已尽，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历代臣子们都会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汉代一些士人竟敢于上书要皇帝遵循儒家的“革命”理论去实践。如眭弘、谷永、盖宽饶等，都是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坚挺的士节。至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抱着临难勿苟免的精神，前赴后继，宁死不屈。史家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这些士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党人”坚持自己的节操与理想，对抗“威权”、“贵势”，置倾家荡产和破室灭族于不顾，这也鼓舞了广大太学生和在野的士人，声震天下，整个天下都在热血沸腾！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以及士人有意识地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褒奖气节，于此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的时候，但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把保持生命视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是抓紧时间享乐。乱世与求生的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唐宋时期的“士节”则凸现在与异族的武装斗争中。为君主尽忠不仅是在实践臣的义务，也是与春秋大义中的“攘夷”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榜样就是唐代安史之乱中壮烈牺牲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睢阳太守张巡，他们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苦斗和惨烈牺牲的精神，把许多士人从盛唐的浪漫生活中惊醒。从此士节与民族斗争联系了起来。
说士节（3）
“士节”本是随着受到尊重程度的高低而涨落的，奇怪的却是明代士的尊严被打落到谷底，然而这一代重视“士节”者却不少见。许多士大夫把皇帝家的事情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去办，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嘉靖初的“议大礼”事件就是一例，台湾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里对此有很精彩的描写。一些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