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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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等回答：
“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 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 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 ”（《孙中山集外集》24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0年版）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 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 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一一北洋军，既 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 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褀瑞、冯国璋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 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 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 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 10次武装起义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 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 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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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 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 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 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 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 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 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 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充其量只是掌握军 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 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 奈何。
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 中三眛，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 正革命” ！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 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 它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 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单纯的政治层面入手，以夺取权力为 目标。这些都是一辈子致力于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难以理解、接 受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1920年2月，他 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 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 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 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 大变动……吾蹙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 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汉民编
《总理全集》第三卷347 — 348页）
可见在他认为思想仍然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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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而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目光也没有 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 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遗憾二 向曰本借款的条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 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 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 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 日本工商”。（《孙中山外集》244页）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 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 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 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 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头山满 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 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 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 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 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 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曰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 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 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 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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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
可以废除吗？ ”（《孙中山外集》 225…226 页）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 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 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 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 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 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孙中山外集》2抑页）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 “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 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
山外集》236页）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 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 《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 《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一一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祖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 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曰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 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杈，或所有杈。
曰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 各项生意。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转引自蔡东藩
《民国演义》第二册页，参考《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1】0—＇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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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 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 的。
遗憾三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3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 中山。孙中山也因此先是在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名为“中华 革命党”，把誓词改为“废火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革 命逸史》第三集叩4页）后来又在南洋通告将盟书里的同盟会员字样改为中华 革命党党员，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正式成立过。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孙中山惨痛的教训，这位民国的国父竟 然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通缉犯，被迫再次流亡海外。他在那些痛苦的时光 里思考着失畋的原因，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准备第三次革命。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由于组织涣散，不服从他的号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贯彻，“党员皆 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他自称南京政府时期，“忝 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张。后来他写《建国方略》时进 一步提到“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
施行矣”。（《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丨58页）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 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 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2页）要全体党员服 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 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 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 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8页）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 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 贰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7页）还要在上面加印 右手中指指模。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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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负过失之责”。（《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8页）
《中华革命党总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 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 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 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 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8页）就这样，这个伟大 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 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 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 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 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
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 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 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 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 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 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 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居正：《中华革命时代的回忆》，《居正文集》上册 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I989年版）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 之欲出。
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 4、加入，并远走美国。二次革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
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