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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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逾越的鸿沟。
对人类而言，尤其是对俄罗斯这个苦难民族而言，托尔斯泰的意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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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文学上的。诚然他为人类写作了《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这样的巨著，但他一生都为千百万俄国农民的悲惨命运而痛 苦、而忧虑。他深切关注底层人民的命运，把他们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 他的整个精神追求也由此而来。所以他的一生都在思考俄国当时极端不合 理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颠倒反常、荒唐可笑的，有权有势 者把巨额的钱财耗费在无聊的演出、庆典、宴会上，同时又有多少人食不 果腹、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无休止的战争、屠杀，强迫人们拋下和平的 劳动，去为那些无意义的争斗毁灭自己的生命。一面是花天酒地、骄奢淫 逸，一面是饥饿与贫困，是奴役和压迫，这是一个不合乎道德的世界。在 这样荒谬的制度下，极少数人占有了全部的财富，享受着一切科学与文明 的成果，而大多数人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精神和肉体都备受奴役。他把这 种不平等的状态称为人类的“疯狂状 态”。他以整个生命，以他无与伦比的 文学天才，以宗教的虔诚说出真相，
谴责罪恶，虽然罪恶依旧，虽然他主 张不以恶抗恶。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毕生信奉非暴力主义，天然地反对一 切暴力，但他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反 抗，他的呼吁，他的关怀。他所身体 力行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并 不是要人们苟且偷生、逆来顺受，等 待青天和救世主。终其一生，他都没 有停止批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揭露 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抨击沙皇所犯下 的一切罪行。在他发表过的许多论 文、书信、日记中，他都向这一 “极
尔泰像
他有着伟大的人格和贡献，从而成为俄 罗斯民族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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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罪恶”提出了抗议，发出了《我不能沉默》的声音。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 最后都被他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中，有人称之为“托尔斯泰主 义”。我以为这不过是托尔斯泰生活的准则，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深不 可测的“主义”。他主张正视生活，而不是回避生活，他一辈子都没有和 邪恶妥协。他的呼声中包含了对“整个生活骇人的不合理、对个人心灵和 全人类制度之罪恶的掲露”（柯罗连科）。对一切遭到暴政镇压的优秀分 子，他几乎都陚予了无比的同情，并伸出了他温暖的援手，他曾为挽救苏 菲亚年轻的生命而不惜向沙皇乞求。
柯罗连科的政论杰作《司空见惯的现象》一发表，就引起了托尔斯泰 的强烈共鸣，他立即给作者写信：“我刚刚听完朗读您的那篇论死刑的文 章，在朗读的时候我虽然竭力克制自己，但是仍然不能自持，——不是眼 泪，而是放声大哭。”他说从文章中读出了 “善和真的理想”，认为“应该 反复阅读它，并且上万份地散发”。这位声望卓著的垂暮老人甚至向青年 作家表示tt无以言喻的感激和爱戴之情”。这封信的发表给予柯罗连科巨 大的道义支持。托尔斯泰眼光深邃、远大，内心充满光明，当正在流放之 中的秘书尼？尼？古谢夫读完柯罗连科的文章之后写信告诉他：“如果这 种可怕的情况还要不断重复，就不值得再活下去。”老人坚定地回答：“依 我看，正好相反，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情，那就更要希望活下去， 因为你将看到那个你为它能够活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1910年，是托尔斯泰生命的终点。这位82岁的老人终于离家出走， 与那个“被疯狂包围”的世界彻底决裂。这是他与一个建筑在谎言和广大 民众的贫困、痛苦基础之上的世界，与已经成为他的“心灵牢狱”的家庭， 与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仆人、马车……的决裂。面对为饥饿、 贫穷、愚昧和奴役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农民，他为自己享有的特权感到痛心 和耻辱，这位精神巨人因此“心如火焚，几成灰烬”。他最后的出走不是 一种偶然，早在1884年他就曾出走，虽然中途返回，但离家的念头多年来 一直折磨着他、苦恼着他。一想到他的信徒、学生身陷囹圄，或在流放中 颠沛流离，而他却安然无恙，他就痛苦不堪。因此他才无数次地希求被流 放、监禁、“喂臭虫”，甚至上绞架，做一个像基督一样流血的殉道者。他 终于离开了他所憎恨的“老爷们的王国”，离开了 “把他当作卢布估价的人
们”，带着到民间去，到庄稼汉的茅舍中去的最后渴望。虽然出走缩短了 他的肉体生命，一个阴冷的秋夜，他孤独地死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上， 但他的灵魂永存于一切文明人类的心中。
后世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人类曾经存在过托尔斯泰这样一个伟大人 物。他是伯爵，是贵族，是既得利益者，他完全可以在自己豪华美丽的庄 园里过着富足的生活，和无数功成名就的人一样享受盛名、崇拜、鲜花和 掌声，享受统治者赐予的荣耀，然后把这一荣耀传给后人。但是他不，他 所求的不是世俗所梦寐以求的安富尊荣，他有他的精神世界、道德追求， 他以自己执著的身体力行捍卫了人的尊严，不断地完善着他伟大的人格， 从而成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也把人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螅牟愦巍Ｋ〉乃啦皇侵战幔唤龆砺匏梗鋈死喽冀蛭泄卸固┒械桨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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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文学的启示
数百年来，俄罗斯民族奉献给人类的远不止一个托尔斯泰，而是包括 了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果戈里、契诃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在内 的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巨人，从而形成了博大深厚、绵延不绝的文 学传统。他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文学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东西 方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20世纪的现代文学就深受陀 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从当时 俄罗斯的社会物质文明、文化教育等情况看，我们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19 世纪的俄罗斯民族能产生出如此伟大的文学。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语言、国界，超越 经济生活水平的。有了一个这样深厚的文学传统，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 热情讴歌、呼唤革命“海燕”的高尔基还写下了一系列充满人道主义情怀 和人性色彩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虽然不少作家踏上了流亡之路，有的 甚至选择了自杀，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仍然产生了马雅科夫斯 基、叶赛宁、蒲宁、康定斯基这样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当然还有帕斯捷尔 纳克、爱伦堡这些旧时代残存下来的作家。
就是早期的苏联文化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也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的文
学评论至今读来仍有活力。那个年代还产生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这样伟大的作品。对那段苦难的岁月，作家们所作的挣扎和所受的残酷迫 害，以及他们誓死保存的对于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生活的追求，在爱伦堡
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得到了最生动、最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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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在苏联，真正的人的文学一直没有完全中断，所以斯大林的谢 世就为文学带来了一次新的转机，给这片寒冷封锁的大地带来了一个以 “解冻”为名的新时代。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不 久，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解冻”随之成 为一个时代的名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大量 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品，这个时代的文学也被称为解 冻文学。其中如帕斯捷尔纳克1957年在意大利发
表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1962年在国 内发表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都有 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后这两位作家也分别获得了诺 贝尔文学奖。他们的作品以最平凡的语言记录了那 个年代里一些最平凡的事情，然而就是在那些最平 常的生活中，人们看到了那个社会许多无人性的一 面，看到了普普通通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
索尔仁尼琴像
迅面对黑暗的方式是“与黑暗捣乱”，索尔 尼琴却不仅仅是这样。
追求，和一个强制性社会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他们 正是通过对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最平凡的行动的 描述，使我们看到了无人性的一面。无人性不仅仅 是表现在儿子打死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更多地表 现在那些表面上安安静静似乎没有任何波澜的日常生活中。
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所代表的苏联解冻文学就是在深刻表现 人性的意义上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学，尽管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前者因为在意大利出版《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遭到流放；后者自1965 年起不断遭到抄家、监视和警告，1974年被驱逐出境。他们的文学早已 超越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党内派系斗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而是
直接表现了人和人的反叛，这是文学永远的主题。所以，解冻文学虽然有
着它时代的特点，但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不仅激励、震撼了前苏联人民， 也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上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 了极其重要的一页。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阶级和超越 地域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是息息相通的，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在不断地 激励自己、折磨自己。所以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学时依然能深受感动，这也。 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为西方人所喜爱，也同样陶醉了东方读者的原因， 这是人类精神追求的共通之处。只要文学表达的是人的这种追求，即使在 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度也同样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它掲示的是人类共同 的命运、是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它让我们目睹在这一环境下人与社会的冲 突、人性的悲剧和人为良知与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这正是苏联解冻文学的 特点。
创作这种文学作品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需要无比顽强的毅力，需要 抵制任何来自非文学力量的压制、侵蚀和奴化，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 己的幸福，乃至生命。没有作家们以他们自身的痛苦、智慧和不屈，没有 他们为保存人性所作的努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就不可能产生出 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伟大的解冻文学。解冻文学保持并发扬了伟大的俄 罗斯文学传统，保存了人的真正追求。
跳出“周期率”
——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代后记）
成王败寇、14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支配 了中国至少几千年，以暴易暴、循环往复的历史从未改变 过。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黄炎培有过一次延 安之行，曾和毛泽东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 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 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 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 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 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 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
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204 ？ 05页，文汇 出版社2000年版，）
58年后，重温窑洞对话，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未完成题目。当历经世变沧桑的黄炎培在延安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曾亲 眼目睹清朝垮台、共和肇建、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在血泊 中浮起，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量事实中，他总结出的历 史“周期率”，无疑具有深刻的洞悉力，但他对造成这一 “周期率”的原 因所作的分析却远远不够。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 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 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 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 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 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 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