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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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
276页）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 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 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最终还是被 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康有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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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之二、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 书。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汀了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 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 了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 出了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 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 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被他对祖 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而，《温故戊戌年》告诉我们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 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18省1，200多举人联 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 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 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 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的回忆（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 会）。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 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 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 所谓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发动18省1，200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 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 八省举人三千余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 《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虚构出来 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 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 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 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 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 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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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尔其与林旭、刘光第、 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 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 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反诸同志妥速密筹，设 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 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 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 法相救”。和康有为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 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 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 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
的：
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 却泄漏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橡大 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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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 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 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 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一一《诡谋直纪》结束 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 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 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 年带100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 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 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85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钩从日本 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 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纪》。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 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1896年8月9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经理为汪康年，梁 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 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 发行量达到1。7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 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 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 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 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 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 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螅奚系拇砣宋铮岷雎浴≌庑├返南附冢涫抵灰樵牡蹦甑摹妒蔽癖ā罚颐蔷湍芸辞迥钦媸档囊荒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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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掲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仅那六点就足以让我们触目惊 心。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 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螅说模潜凰浴〖骸⒈凰牡茏印⒈凰性焐竦娜税胃吡说目涤形皇抢分姓媸档摹∮醒腥獾目涤形獠攀钦嬲奈侍馑凇Ｎ裁唇鼋霭倌昵暗睦肪汀』崛绱四：课裁蠢费Ъ一岽映痉獾氖妨现蟹⑾秩绱耸铺炀氖隆∈担课颐遣唤肺士涤形退牡茏拥降子卸啻蟮哪苣停芷燮桓雒瘛∽灏倌曛茫空馐且桓雒褡宓谋АＮ颐窍肮吡嗽焐瘢坏┯腥朔缭萍省』幔〕鏊妫桶阉猩袷サ墓饣吠飞咸祝寺硖вΑ７路稹〈永淳褪怯⑿鄞丛炖罚餍谴丛炖罚愦笃胀ú斡胝撸挥盟弟寇俊≈谏贾皇侨Φ牡娼攀６嗌倌昀矗颐堑脑焐裨硕趾卧卸瞎�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 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 神话。因此一吞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 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19世 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 “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 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就有 15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 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 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 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
康有为在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从遥远的南海岸边走来，登 上历史的大舞台。他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从而演 出了一幕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的正剧。1888年的康有为，一介书生，没有官 爵，没有功名，连举人都还没有考上，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 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是的权利。他却虔诚地开始了上书光绪帝、呼 吁变法的艰难历程，虽然光绪不可能看到他的上书，但他锲而不舍，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最后终于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对昙花一现而光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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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百日维新不无影响。
那个时候，康有为无疑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 徒，传播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 （《万国公报》）、《知新报》；他七上皇帝书，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 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做万言 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真男子也。
他在戊戌变法前写的那些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 有见地。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 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 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
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 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地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 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 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感动了 I个民族I个多世纪公车上书i来并没有上书。
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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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看得过大。我始终坚信任何 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论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创造的，是一种合力的结 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 剧当中才出现。即使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o 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 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一千部，张 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 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 京，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 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一个算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 免成为“戊戌六君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 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 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 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还在杭 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 妾。他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与他同时代的严复也是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在民族危亡 的刺激下，他大声疾呼变法救国，迅速成为戊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