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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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记录了许多我们今天有据可参的信息。这其中对景山（当时叫青山）的描写尤为贴切。书中记载：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达一百步，山脚周围约有一英里，山上栽满了美丽的常青树。因为大汗一听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有多重，也要用大象运来栽种。树木四季常青，给小山增色不少。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许多当时元朝民间人们生活的一些状况。这些也都让当时的欧洲人惊讶的目瞪口呆。欧洲人视胡椒为奢侈品，杭州人每天却消耗4740公斤，这在欧洲根看来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另外，马可·波罗还讲述到城内有石桥1万2千座之多，桥下都可通大船。试想，身为水乡之都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定会投来不服气的目光
游记中提到的亚洲城市超过100个，叫欧洲人吃惊的描述还很多，例如他说看到了喷油的泉（巴库的油田）、可燃烧的石头（煤）、用轻巧的纸张来作货币（钞票）……当时的铁匠奇劳洛在听完后说：“他打死也不信大家卖命工作，都为了铜币或银币，给一张纸，谁肯收呢？”
《马可·波罗游记》所承载的内容是丰富而详实的，它不仅给欧洲人带来了太多的惊讶，更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中国富裕强大和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和震动，它带给欧洲人一片全新的知识天地。游记打破了很多猜疑和宗教谬论，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自此两大洲的距离，才开始拉近。
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都是参考游记制作而成的。同时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
欧洲后世不少伟大航海家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是一个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可没想到的是欧洲人从此发现了一个他们可以利用的更大空间——美洲。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在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上，倾斜角度开始倒转。不管威尼斯以至整个欧洲有没有受骗，他们“哥伦布改变地理，马可·波罗改变历史”的说法是绝对真实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佳楠把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来对待。刘佳楠认为：马可·波罗是不是把中国面条带回意大利并形成意大利通心粉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争论，就像菲亚特汽车或空中客车飞机同中国制造业的关系一样，到底有多少零部件产自中国越来越难以说清。随着中欧文化交流发展和中国工业合作不断深化，总有一天马可·波罗将会发现，他的故乡同他的第二故乡——中国之间正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上更深地融合在一起。
第六章 “东方莎士比亚”关汉卿
戏剧是元朝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唐代的时候，戏剧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戏剧还显得比较单薄，内容远远没有元代那时充实。戏剧在元朝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什么戏剧会在元朝这样的朝代有它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在文化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
这与当时元朝所制定的等级政策是分不开的。能够写剧本的人必定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元朝却被列在第九等，比第八等的妓女身份还要低下。在元朝之前，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走上自己的仕途之路，所以那时的读书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到了元代，朝廷取消了科举考试，这样读书人没有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又可以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方式，所以许多的读书人结交了当时同样地位低下的戏剧人，开始写剧本。至此，大批读书人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戏剧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质量。这大批的读书人中就包含着日后戏剧界的泰斗关汉卿。
以关汉卿的才能若生活在重学的其他朝代考取一个功名是不成问题的。可生活在公元13世纪元朝的关汉卿则没有他自己的出路。可关汉卿并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他却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
关汉卿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里，曾经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不太感兴趣，由于上述的那些独特的个性和才情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相符合，便驱使他热心对剧本的创作，走上了终身以戏剧创作为职业的人生旅途，没想到这种历史的巧合却诞生了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大师。
当时，元朝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关汉卿非常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辞去官职，进入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生活，借助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来揭露现实黑暗，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杂剧在内容上丰富了民间说唱故事，而且广泛反映了社会现实，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都很爱看杂剧。
关汉卿了解人民疾苦，多方面接触和了解到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与世态人情，感受到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反抗，以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同时他又具有卓越的艺术修养，这都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活力。当时，演戏的人社会地位很低，关汉卿却经常和他们交往，甚至亲自导演和上台演出。在他写的一支曲子里，他描述自己坚强、耿直的人格时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所以，他创作的剧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下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他的作品均为元杂剧家之冠。杂剧而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散曲，今存小令50多首，完整的套曲12篇。
流传下来的18本“关剧”，依题材划分，可大致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三类。作品的题材大多与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生活，有的虽然借用了历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框架，所反映的仍然是元代的生活，即使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也打上了作者那个时代的浓重烙印。
由于自编自导和自演，所以，关汉卿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他经常虚心的向当时的著名演员珠帘秀、顺时秀请教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关汉卿在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叫“玉京书会”的组织，性质和职责与今天的剧协组织差不多，经常聚集当时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在一起讨论戏剧问题。
他的剧作中以《窦娥冤》为最重要的代表。《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几部作品，也分别代表关汉卿杂剧在不同方面的成就。关汉卿戏剧语言十分有特色，他是中国古典戏曲本色派的语言大师。他继承古代诗词精心提炼语言、注重表现意境的优良传统，熔铸经、史、子、集的各种语汇，吸取平民百姓生动活泼的口语俗谚，锤炼成质朴自然、生动鲜明、丰富多彩的戏曲语言。
在他的作品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语言都带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关剧在艺术上有着卓越的创造性。关汉卿的剧作在人物唱词的动作感、舞台性以及曲白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显然得益于他通晓音律、长于歌舞、拥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正如王国维所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由于他的伟大成就，关汉卿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元杂剧的鼻祖”；关汉卿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也享有极高盛誉，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同样没有忘记这位戏剧老人。2008年是戏剧家关汉卿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50周年、从事戏剧创作750周年的特殊年份，同时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奥运年。在政协会上来自农工民主党的李汉秋委员建议：让关汉卿助“人文奥运”一臂之力。应该展示以他为突出代表的元大都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这将是“人文奥运”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李汉秋委员说，关汉卿的创作在13世纪已经“红极一时”，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巨人”莎士比亚还早300多年。2008年举办一个“关汉卿戏剧节”，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久演不衰的关汉卿剧目可以为“人文奥运”助威。
第七章 “红娘高手”王实甫
与关汉卿同样为伶人编写剧本的王实甫，他擅长所写的“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与关汉卿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的出众才华还是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但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详知。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公元1255…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与官员不和，40多岁就弃官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60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以诗酒琴棋为伴，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
以上的这些介绍性的文字是体现在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的，其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证的。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这可能与王实甫的性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实甫最具代表性的名剧就要数《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复祚也赞叹它“字字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