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慈禧-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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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洞房花烛、夫妻相对时，光绪没有任何正常人那种迫切、兴奋的初夜激情，他只觉得极端的疲倦和厌恶。慈禧为了政治需要和永远控制他，粗暴地强加给他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使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一次遭到了毫无道理的挫败。按照清朝礼制，在册立、奉迎皇后典礼完成的翌日，皇帝还要在太和殿举行宴请后族的盛大宴会，在京满汉大员作陪庆贺。心绪恶劣的光绪，竟然借口有病，将这场规模盛大的例宴取消了，后来旨令将宴桌分送王公大臣时，“却未提后父后族”。尚属年轻气盛的光绪，潜意识中无非想借此发泄一下对这场丑恶婚姻的愤懑之情，然这种无奈、无力、无谓的“抗争”，只能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更大的不幸。
光绪大婚后不久，慈禧颁布懿旨撤帘还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举行亲政大典。然而，光绪大婚及亲政之前，慈禧与光绪父亲醇亲王奕譞暗中达成了作为交换条件的协定：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朱批发下后，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慈禧于十五日批示“依议”，交军机处永远存档。这使慈禧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把持和最终裁决合法化、制度化。奏折未提何时终止，实际只要慈禧在世，永远有效。亲政后的光绪，依旧是个傀儡。
在后宫生活中，皇后比光绪大三岁，阅历多，见识广，有充分理由看不起光绪。光绪则不能不对这位他不爱却不敢惹也惹不起的名义上的妻子采取冷淡态度。德龄写道：“我在宫里头听许多人说，自从婚礼举行过之后，光绪和静芬（即隆裕皇后）从不曾有过半点亲热的态度。他们只像同处宫中的两个陌生人而已。除非逢到什么令节，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攀谈过一次。”光绪逐渐爱上了天真可爱、健康活泼的珍妃。与光绪一生有关的女人中，生母醇亲王福晋除外，慈禧使他恐惧，皇后使他自卑，瑾妃使他拘束，只有珍妃带给他欢乐和自信。珍妃受到皇帝专宠，少不得引起以皇后为首的后宫的议论、妒忌、起而攻之和明枪暗箭。慈禧最初对此不以为然，女人凭本事笼络男人，嫔妃也是一样，有本事的邀皇上专宠，没有本事的活该独处空房。她甚至一度喜欢和欣赏珍妃——在珍妃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当年侍奉咸丰时的影子，因而没有过多干预光绪与珍妃的恩爱生活。但是，光绪亲政后，在接连发生的诸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中，慈禧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光绪周围逐步形成了敢于同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帝党。而珍妃的胞兄志锐、老师文廷式，恰恰是前期帝党中的活跃人物。慈禧深知光绪的性格特点，因而首先从后宫狠下辣手。于是，珍妃媚主专宠，对皇后无礼；无视祖制留宿养心殿；女扮男装，照相取乐；僭越乘舆等都成了罪状。而最大的罪状在于她“颇能建言”，惑主干政，以及通过门下太监卖官鬻爵。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日，慈禧以不遵家法、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诸罪，痛责珍妃。责罚珍妃细节，清档未载。但从所存十月二十八日一份完整的珍妃病案，可知梁启超所说“褫衣廷杖”竟非空穴来风。珍妃受责后“人事不省”，“六脉沉伏不见”，“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筋惕肉颤”，“痰中带血”，二十余日方逐渐恢复。紧接着，慈禧将珍、瑾二妃降为贵人，下令内廷制作木框黄绫裱糊蓝绫镶边长一尺的禁牌两块，分别悬于二妃宫中，上书：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嗣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涉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厉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
第三节 悲剧重演（3）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妆饰衣服，具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钦此。
同时，慈禧毫不手软地打击帝党官僚。其中与珍妃有关之人，她的哥哥志锐被撤差后贬斥乌里雅苏台，另一个哥哥志锜逃亡上海；她的老师文廷式托病告假、避祸出京，第二年回京销假时仍未躲过去，被革职逐回原籍，永不叙用。
慈禧发动的这场宫廷大难，完全是借题发挥，其重点在于以残酷手段打击帝党，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教训光绪，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不可无视她的存在，动摇她的地位，觊觎她的权力。同时顺便整肃宫闱，捍卫代表她的侄女——皇后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
慈禧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整个过程中，珍妃以直言抗辩表现出的骨气，以反唇相讥、质问、暗讽慈禧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表现出的勇气，使慈禧看到了又一个阿鲁特氏。尽管一年多后，珍妃从嫔位恢复为妃，然从那时起她已犯下了绝大忌讳，种下了日后被置于死地的祸根。戊戌变法失败后，珍妃冒死为光绪求情，被慈禧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出逃前夕终将被囚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珍妃推落井中。
有人说，“光绪一生，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慈禧将光绪培育成为一个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的人，突出表现为懦弱自卑、犹豫不决、自觉无能、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而后来维新变法的失败远远超出了光绪个人挫折的范围，其影响所及，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灾难。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慈禧长期囚禁在北京中南海瀛台，生不如死，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酉时，光绪于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天未时，慈禧于中南海仪鸾殿去世。
光绪之死，成为清末最大的疑案之一。
“正常死亡”的说法是，光绪自幼体弱多病加之长期精神抑郁，造成了严重的气血两亏。他遗精频繁，有时一月达十几次，到最后肾亏严重得已排不出精血。而旧有的结核症又波及到肺、胃及其他器官，引发了诸多综合病症。光绪发病在光绪三十四年年初。七月，光绪卧床不起，杜钟骏等六位名医会诊，均认为他已病入膏肓，所开药方无非静养补身而已。十月初十，慈禧患了痢疾。太监崔玉贵等怕慈禧死在光绪之前对己不利，遂进谗言，诬告光绪听说慈禧有病面露喜色。太医早将光绪不治、不过捱时日的诊断结果告诉了慈禧，她摇摇头，凄然道：“只怕皇帝要走在老身前头了。”果然，二十日光绪咳血不止，二十一日痛苦地告别了人世，终年三十八岁。光绪的死，应该对慈禧有所冲击。同治死后，她将母爱全给了光绪，一手抚养他长大。现在最亲的儿子和最恨的对手均化为乌有，她顿觉失去生命所依。二十二日，慈禧在仪鸾殿从容交代后事，宣醇亲王载沣子溥仪入宫嗣位，由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监护，摄政王载沣监国。之后，亦故去，终年七十四岁。
“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清末名医屈桂庭《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中说，光绪临死前三天，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脸颊发暗，舌头又黄又黑，不是所患之病应有症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他从一个名叫李长安的老太监和内务府某大臣一位后人那里听说，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脉案中脉象极平常。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有人见到他像健康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清稗类钞》、《崇陵传信录》等载，慈禧自知己病不治，不愿光绪重掌大权，又听说光绪闻己病面露喜色，因咬牙切齿地说：不能死在光绪之前。遂密令亲信太监扼毙光绪。
《清室外纪》、《瀛台泣血记》、《我的前半生》或说是李莲英，或说是袁世凯，怕慈禧先死光绪掌权后与自己算账，而先下手为强害死了光绪。
一位史家分析道，光绪虽被囚禁，但他没有放弃再度执政的想法，一直进行着准备，他暗暗关注并认真思考国家和世界大势，努力学习英文，了解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似乎要以三十多岁的年华为唯一资本，与七十多岁的慈禧进行生命的赌赛。他是在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天。生性敏感、老谋深算的慈禧，又何尝想不到这一层？依她的秉性和一贯做法，她绝不甘心、也绝不能容忍给已被击败的对手留下任何翻身的机会，她要做永远的胜利者，否则，死不瞑目。
“正常死亡”说主要依据的是清宫遗档、脉案。从中可见光绪病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不容忽视，光绪的整个治疗过程全部掌握在慈禧手中。当时清廷命奕劻主持皇帝治病事宜。未经批准任何医生不准进入瀛台光绪寝宫，开出的处方也须奕劻过目。而奕劻正是慈禧最得力的亲信大臣，如若伪造“脉案”那实在是很容易的事。事实是光绪确患重病，但病情不至于导致突然死亡。再有，十月二十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了两道谕旨，一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一授载沣为摄政王。也就是说，那时慈禧即已预先知道，光绪会死在她的前面。唯一可以解释的，正是她本人决定和操纵光绪的死期。
第一节 甲午战败（1）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1895年3月），中日经历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宗藩朝鲜沦于日本之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准许外国侵略者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俄、法、英、美、德诸国紧步日本后尘，纷纷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攫取在华利益，抢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清王朝何以走到这一步？谁应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过去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的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妥协、投降和卖国，其代表人物下是李鸿章，上是慈禧。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甲午战败的责任、特别是慈禧的责任呢？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慈禧已归政五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按说战争胜负与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所共知，慈禧不但与这场战争有关，而且发挥了较大甚至极大的影响。
评说甲午战争中慈禧的作用，一般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的问题；一是和战问题。
在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上，人们普遍以为，慈禧为了个人的享乐不顾国家安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慈禧竟然拿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克，到工者实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
人们指出，北洋海军有大小战舰25艘，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时速23海里的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发展之迅速，足令欧美震惊，其世界排名从末位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早已在清朝海军之上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清朝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日双方之形势已是箭在弦上，户部却征得海军衙门同意，正式宣布，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吧。朝鲜局势吃紧时，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20尊替代各主要舰艇的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暂且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海军官兵积愤。
那么，为修颐和园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言人人殊，难究其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