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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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决议”规定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时间，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社工作。
——“决议”仍然反映了不少“左”的东西。如说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规定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少奇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泽东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这番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赈—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刘少奇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少奇、邓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独裁”，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