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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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之下服务。他这种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合·乔治先生做手术后还在休养（以他的年龄来说，情况是严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各党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参加联合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鲍德温发生分裂。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别人一样，也感到有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这个政府之外，既不使我惊讶，也不使我感到不快。
事实上，在政府改组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绘画。如果那时我被邀参加，我会做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讨论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令人怀疑的诱惑纯属多余。在这年夏季，我曾经同麦克唐纳谈过联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兴趣。但那时我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很为难的地位。我担任内阁官职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正忙于写我的《马尔巴罗传》。对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漩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戏剧的确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只是有所不便。从1905年以来，在下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比较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以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必须有点困难地在政府席那边的过道后面找个座位，在发言时必须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进行辩论时，就只好碰运气了。不过我还是常常得到发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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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选民作出了无愧于英国民族的决定。联合政府在工党的缔造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领导下宣告成立。他们向人民提出了一个厉行节约和要求付出牺牲的纲领。这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当时还不存在战争和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带来的刺激或要求罢了。最严峻的经济政策必须实行。每个人的工资、薪俸或收入必须削减。人民大众被要求投票拥护一个厉行紧缩节约的政府。人民响应了，就像往常当他们激发起英雄气概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政策背弃以前的声明，废除金本位；尽管鲍德温先生不得不停止偿付而且永远也不再偿付美国战债（这些美国战债是鲍德温迫使1923年的博纳·劳内阁向美国偿付的），自信心和信用还是恢复了。新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出来组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而仅仅有五十个他的党内反对派和他以前的追随者当选为议员。他的健康状况和精力迅速衰退；在决定命运的将近四年的时期内，他在越来越衰老的情况下在英国政体的最高地位执政。就在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来了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我在1928年的感想对未来的战争的毁灭性恐怖若干战争技术的预言协约国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会改变的〃德国的陆军十万志愿兵的限制赛克特将军的工作和主张〃第二个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撤销德国的航空事业违约与伪装德国的海军拉特瑙的军备计划可以改装的工厂〃十年无大战〃的规定。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
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哩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量害怕的那个顶端。
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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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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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
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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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把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来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胜利的协约国，依照劳合·乔治的建议，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禁止征兵，但这一点兵力，却成为一个核心，成为一个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尽管如此，劳合·乔治的防止德国重建陆军的计划，不能说是考虑不周到。在和平的时期中，任何外国的监督都不能控制德国奉准设立的十万兵员的素质。问题不在这一方面。德国仅仅为了防守国境，就得需要三四百万有训练的士兵。而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法国陆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法国的全国规模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