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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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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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①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①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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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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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①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①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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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旧希望，法国向国联的申诉能够结成一种对德国的国际压力，实施国联的决议。
法国（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已向国际法庭提出控诉，请求法庭主持正义。如果国际法庭认为法国胜诉，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满意的措施的话，那就证明国联盟约是骗人的，集体安全是假的。如果对于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纠正办法，那么，未来的希望所系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理论，就要很丢脸地归于无效。它立刻就会被一种各国结盟和国家集团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么保证，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国际联盟能够对这个现在已成为侵略国的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话，那么，国联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和约束各民族的争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一下子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这是冒险啊！谁都不应加以忽视。怎样能使危险减少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一个道义上及实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势力来支持国际法律。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可能在几星期内爆发，而且没人能估计到战争会怎样打下去，谁会卷进漩涡去，或者怎样收场。但是，假使国际联盟所能支配的实力，比侵略者现有势力大四五倍，那么，和平友好方式的解决就有了极好的机会。
所以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小国，都应该依照国际联盟盟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所能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呢？它有执法官或警官来执行它的判决吗？还是孤立无能，成为那些毫无决心、或好冷嘲热讽的信徒们在唱高调时的一个没有内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运而论，说来奇怪，国际联盟从不曾有过能运用这种足以压制一切的力量的时候。现在，世界警察即在手边。在日内瓦集会的各个大国都在武装待命。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都使它们非但要出来维护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时还要加以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是进入新的时代呢，还是回到旧时代呢？何去何从，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了。
所有这些话对于这时同我和我的几个保守党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来说，颇为中听。它使那些为国家安全担忧的保守党人能够同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热爱和平的男女联合起来。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则他们一定能够领导一个统一的英国民族，勇往直前地为避免战争而作最后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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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重占莱茵兰的辩论，直到3月26日才开始举行。中间的时间，一部分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占去了。会议结果是请德国把希特勒所指责的法苏协定一案提到海牙国际法庭，但在谈判进行中，不得在莱茵兰增兵。
如果德国对后一节表示拒绝，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将根据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但是意大利的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触。而德国也已经觉得足够强大，尽可以拒绝会限制它在莱茵兰的兵力的任何条件。所以，艾登先生坚决主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举行参谋会谈，以便对将来必要时根据洛迦诺公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加以研究和准备。
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胆识的演说，获得议院的热烈喝彩。奥斯汀·张伯伦勋爵和我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来支持他。可是内阁却不甚热心，因此甚至连艾登要求批准举行参谋会谈一事，也不容易办到。通常这类会谈是不起外交筹码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举行。现在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谈判和抗议，唯一的实际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谈，而这就是协约国对希特勒破坏条约和确实占领莱茵兰的唯一答复。
我在演说中说：
在回顾我们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大愉快的。这五年肯定是多灾多难的年份。我绝对不是要把这时期内世界发生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推到我国政府身上，……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觉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希望，瞩望将来有朝一日，和平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