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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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我审看时认为不必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时发表批评鬼戏的文章，于是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认为发表赞扬《李慧娘》是错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很明显，毛主席这时已开始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但是，我当时对此没有领会。因为，从1961年初起，中央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更强调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同时在政治、文教、科技、民族、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计划地作了一系列的调整。1962年夏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但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提出调整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影响，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也同意不要干扰调整工作。因此1961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按照这个精神，全力宣传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调整工作，没有宣传阶级斗争。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农业和工业的知识专栏以及《长短录》杂文专栏，宣传学雷锋、干部参加劳动、比学赶帮等等。1963年秋起更大力宣传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这段时间内，毛主席主要精力放在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国内调整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负责。
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一直是注意抓国内阶级斗争的。就在1963年5月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他一面主持讨论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面又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到了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运动时，他过分严重地估计全国基层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6月3日在一份会议简报上写下了一段批语给我。批语说：“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从1964年冬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照主席的指示办了，只是我因起草和修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在人大会议上）和随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访问朝鲜而迟到早退。
文艺批判与“降温”
就在6月21日福建厅批评人民日报不抓阶级斗争之后一个星期，毛主席6月27日在中宣部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材料上写了批语，说这些协会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到了7月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组长为彭真同志、副组长为陆定一同志，成员有康生、周扬和我，后来叫做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这一工作。这就是说，号称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间，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接近尾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14日发表。毛主席从中苏论战中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修正主义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规律性的事件。因此他到1964年就更加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从国际斗争联系到国内斗争。也正在这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调整与恢复的任务预计1964年底可以完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从农村基层发起的“四清运动”，就扩展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革命”。
从1964年夏天起，逐渐形成新的形势。从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报刊，错误的批判从文艺领域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开始，逐渐扩大到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周谷城的时代精神、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观等等，都成了吹毛求疵、颠倒是非的批判的对象，而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这些错误的批判，都同康生有关，他当时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习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发难的信号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姚文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11月30日发表。编者按语措词比较缓和，基本倾向仍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处理。
以后发展的情况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篇文章是江青策划、毛主席看过的。从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报刊已点名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学者。
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2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2月8日我们飞武汉，从机场直去毛主席住处汇报。汇报后毛主席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后来才知道，差不多与此同时，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起草要彻底摘掉所谓文艺黑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在4月初中央批发全党之前经毛主席看过。而毛主席在这之前，在《二月提纲》之前，1965年12月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就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些情况，不仅我们，而且连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被蒙在鼓里。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
“半马克思主义”
人民日报这样做，又招致毛主席的严厉批评。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比较特别，到会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国）和周总理，没有过半数。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线视察，请假，未到会。其他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我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毛主席这次批评，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他的谈话。距离我在1956年春初进颐年堂，刚好10年。
回想起来，毛主席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来，实行他称之为防修反修的部署，是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之后，也是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之后。当然，在这之前，6月在批评人民日报的同时，他也在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下决心大搞防修、反修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主席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同少奇同志发生争论，认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当时没有点名。后来在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说，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密锣紧鼓的前奏
姚文元的政治诬陷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同志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不是偶合。一个月后，1965年12月，又发生林彪向毛主席诬告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为此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我也列席了），其后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揭批”罗瑞卿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