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就是宋史-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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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按理说，这的确是好的，没有异议的好。但有一点，怎样才能界定国家的兴旺、民众的思想、还有皇帝的品德是否优秀，他们的标准就真的是正确的吗？
这是个多么尖锐，但又无比实际的问题啊。简单点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世上真有个不变的、永恒的尺度吗？你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如果不能，你凭什么去要求别人，甚至命令别人去服从？
那对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呢？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744）
（2009…02…04 17：26：44）
身在现代，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在进步，思维无永恒，可在宋朝仁宗景祐三年时，这些问题早就有了终极答案，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也就是他的势力，绝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其信心的来源，就在于熟读的圣贤之书，以及自己优秀的个人品德操守。
我按照对的做了，所以只要你们与我不同，那么你们就是错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不是显得很无聊，很幼稚，或者很霸道？不，一点都不，这些就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一样，是人类曾经的真理。
并且要强调一下，如果上面的思维状态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而不走样的话，那么宋朝就不会有所谓的南宋，北宋就会一直存在。它之所以灭亡了，就因为连这样的准则都没法坚持，后来的争斗根本就与对错无关，只与意气有关，只与恩怨有关！
好了，回到当时，我们来看一下范仲淹的势力都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他们的结合方式。人，大多很年轻，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
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也再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
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745）
（2009…02…05 17：19：23）
“祖宗家法”，其中有言者无罪，但更有“异论相搅”。这一条不懂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宋朝的官家们思维最核心的那部分，是怎样运作的。
所以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的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的遭受了第一次打击。
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真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这就是失败了？我居然失败了？范仲淹悲愤交集，可是前思后想，却不允许自己去触摸最根本的那句话，“该死的，难道说皇帝也疯了吗？！”这句话被他紧紧地扼杀在潜意识里，他所有的力量、信念之来源，都建立在对皇帝的彻底忠诚之上。
皇帝就是神，怎么会存心捉弄他呢……但事到如今，一定有错的人，会是谁？范仲淹苦思冥想，四下张望，他要找出那个关键所在，就算是输了，也要再尽最后一次力。但他的朋友们比他还要激动，己经先一步行动了起来。
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声名显赫的年轻人在皇帝认可的“荐引朋党”的罪名下主动站了出来，我们就是范仲淹的朋党，他是个贤人君子，与他为朋，幸也！
看着是很失礼、很违法，甚至可以说很欺君了，但是做得光明正大。因为我们是“行天下之正路”，就是要让朝里的奸邪，对，就是首相吕夷简，要让他看到，没有谁能一手遮天，压制所有的正义之声！
多么的正义啊，那么多的热血，一时之间万众瞩目，群情激昂，就算没造反，也把朝中的大佬们吓出一身汗。请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这样的大场面里，欧阳修仍然是最为独特耀眼的一位大明星，原因就是他的招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神妙莫测。就在大家全力以赴修理吕夷简的时候，他突然间转身往旁边冲，抓住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让所有人都记住，这是他的独门武功，招牌动作！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746）
（2009…02…05 17：29：19）
就是每当他不爽的时候，御史台、知谏院的兄台们就要小心，他指不定会抓住谁的脖子，来回狠抽大耳光。这回中招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欧阳修写了封私人信件过去，大骂他身为谏官，尤其就是以前范仲淹的那个位置，居然眼看着吕夷简这个大奸邪在朝廷里横行霸道，却闷声不响。试问你还是个读书人吗？
每天还恬着脸出入朝堂，与士大夫为伍，真不知羞耻二字怎么写！
高若讷懵了，紧跟着就勃然大怒，要知道高先生也不是好惹的，刚刚结束的倒阎文应事件中，他就是带头提起弹劾的人。那是多么的勇敢，刚过去没到三个月，正回味无穷呢，突然就变成个胆小鬼、无耻人了？但愤怒归愤怒，高若讷是个知法守法的人。他没有写信回骂（嗯，聪明，个人认为他骂不过欧阳修嘀），而是把欧阳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请皇帝亲自过目。
您看一下吧，有这么当官的吗？你的馆阁重地还能留着这样的人吗？于是欧阳修的大名脱颖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们的特殊关注，大家都想想，他这么杰出，我们怎样对待他？
以上种种，虽然热闹，但都不是这时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范仲淹的身上，他在钻牛角尖，他一定要把事儿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涂，一定得把这件事是怎么失败的整清楚！于是他想来想去，目光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没能扳倒吕夷简，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
当罪恶出现时，助纣为虐是错的，漠然视之同时也是错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当作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确定了这个人，并且直接找上门去。他要当面质问，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一边，你为什么不帮我？
就是这时，他问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宋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它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苦闷悲愤到了极点，忍无可忍才问出去的。痛心疾首，追问到底，他的临界点到了。这句话，和对方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伟大的蜕变，终于开始了。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747）
（2009…02…06 17：16：22）
“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您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您的盛德，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没错，这个能压制吕夷简的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娥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一步，范仲淹深信吕夷简就完蛋了，《百官图》上都是实据，根本就没法狡辩！但可恶的是，王曾偏偏躲在一边看笑话，从始至终不吭声。那好吧，我今登门拜访，请问您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金口难开？！
但这一次，他如愿了，王曾静静地凝视他，轻轻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又是12个字，范仲淹一听，立即就呆住了。从字面上请，完全是答非所问，并没有回答王曾为什么要静观其败，无动于衷，可里面的含义却非常深邃，就看你是不是个聪明人，并且是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聪明人。
从字面上讲，应该这样翻译——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之恩惠皆归于己，那么相应的怨恨之情想推给谁？
但它的深一层含义，却应该这样解读——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试问当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748）
（2009…02…06 17：33：14）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临行前，十里长亭仍旧有人来送他，那是携酒而来的王质，他举杯致意——“范君此行，尢为光耀！”
至此己经是三光了，从“极为”到“愈为”，再到现在的“尢为”，他的品德与意志逐年叠加，不断上升，己经成为君子道德人士们的一面旗帜。可是光阴似箭，范仲淹己经46岁了！一生至此，老之将至，成就何在？难道就只是一些虚幻的，于国于民都没什么用的圣贤光环吗？！
只见范仲淹凄然苦笑，再没有上两次的热血激昂——仲淹至此己经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羊一只，就当是我的祭品吧。说完上路，把多年以来的追求和京城都抛在脑后，他眼前的路，变得宽广光明，从今而始，忘身许国，要做实事！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追星族？羡慕宋朝的风气文化？还是说看出这里的乐子，回国张扬一下？），他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