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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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61人为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70多人。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杂志社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9月3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元老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1800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老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根据5人以上集会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12月10日下午6时至11时之间、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3万人的集会游行。既有人权敏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等最后一搏。12月10日下午7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人人经济平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在全岛范围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12月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2月1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捕152人，其中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61人。“涉嫌叛乱”的有53人，他们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王拓、林义雄、周平德、纪万生、张富忠、苏秋镇、杨青矗、陈忠信、邱奕彬、邱垂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8人是许晴富、张温鹰、吴文、林文珍等。以此罪名被捕的还有1980年4月24日被捕的“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在平息高雄动乱后，《美丽岛》杂志被无限期查封，分支机构勒令关闭。12月15日，警方宣布将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驱逐出境”。次日，《美丽岛》宣传组长邱垂贞、《夏潮》的骨干苏庆黎向当局自首。19日，台“行政院新闻局”宣布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办的《春风》无限期停刊。
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镇压“高雄动乱者”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是主张坚决镇压的，要说有分歧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考虑后果方面，双方的差距就在镇压之外，政治革新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保守派借镇压动乱分子之机，趁机提出暂缓容易引起动乱的“革新”；开明派则主张动乱要镇压，政治革新不能停。
《美丽岛》风暴（2）
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动乱的肇事者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的形象。正如一些专门研究蒋经国的专著中指出的那样，在“高雄事件”善后问题上，他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高雄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老余登发“交保就医”；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方面的转向工作，显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2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乱案的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8名被告聘请的律师有15人，他们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政雄、江鹏坚、谢长廷、苏贞昌、郑胜助、张俊雄、张火源、陈水扁、吕传胜、高瑞铮、郑冠礼，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郭吉仁、李胜雄，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尤清、郑庆隆，他们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时俊彦”。3月18日上午9时零3分，为全岛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军法大审终于开场。几乎审判长和律师每场必争，每争必吵，每吵必僵。
公开审讯一共进行了9天。4月18日军事法庭举行公开宣判，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施明德成为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判处黄信介14年徒刑，褫夺公权10年；判处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决主文与理由严重矛盾；原判决认定事实，无中生有；原判决引用供词，断章取义；数十项证据声请，无一调查；被告自白均出不当方式、违法取供；所谓夺权计划，人证两缺，不足采信；原判决以被告演讲办杂志，推断叛乱”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军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门复审。上诉“国防部高等复判庭”被驳回，维持原判。
5月21日至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6年徒刑，还有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高雄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老母、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高雄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台独”的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台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余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高雄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