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来雍正-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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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
信仰的终结（1）
雍正的信仰的第三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什么都是虚的，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禩、允禟已死，隆科多、年羹尧伏法，《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打击朋党，整饬吏制，已高度集权，他已没有政敌。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已获得了全胜。他应该轻松，但他很累。他本来是一个容光焕发、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现在却颓然老矣，颌下、颊上、眼皮的肉松垂，两眼浑浊不清、暗淡无光。他勉强在回忆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雾中，忍受一阵阵心悸、心绞痛的侵袭。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开始寻觅。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钟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终南山查询一个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还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因贾士芳只通心性之学，不懂其他，而略加赏赐使退。
两次轻描淡写的试探后，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抚宪德、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访名医、道士的谕旨。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龚纶的人，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黄术，步履如飞，善骑马用剑，在当地有龚仙人之称。雍正立命四川巡抚宪德优礼荣待，速安车送至北京。宪德回奏：“此人已无疾而终。有子四人，幼子方四岁。”雍正还不甘心，又问：“其子中有没有得其父秘传的？必须优礼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宪德答以“没有，医道也平常”，雍正方罢。急迫如此。
看来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医，而且求道士。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
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臣工向其主报告清朝情况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后，雍正开始生活放纵了吗？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的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想必会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守生养气，祛病延年。然而采阴补阳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许就是雍正急于访求道士的原因。
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在浙江巡抚李卫的举荐下，二度进宫。贾士芳属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张炼养，“清静无为”，“除情去欲”，不讲究服用丹药。他初次应召进宫不称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医，贾士芳未进丹药，仅予以按摩，并授秘咒之法。雍正试行，顿觉心神愉畅，肢体安和。但好景不长，雍正不能保持“清静无为”，“除情去欲”，病情时好时坏，却怀疑贾士芳手握其柄，操纵他的健康，加之贾士芳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词句，于是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处斩了。贾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娄近垣得宠。正一派炼养服食兼重，娄近垣更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药。有效，即称旨。贾士芳处斩后，雍正命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传旨：“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送来。”雍正并非仰仗娄近垣为他炼丹。娄近垣也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恭王曾请他到王府做客，向他请教如何成仙，娄近垣道：“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又问如何养生，娄近垣指席上烧猪，笑道：“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
雍正一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矛盾、痛苦的思想过程。他为自己的郁闷、沮丧、神不守舍，为自己求助江湖术士、游仙野道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一个堂堂真命天子的雄心，或者雄心已泯、只说意志、志气，竟被往事、老病，斫削到如此地步！雍正不解，不甘心。他忽然觉得人生如此神秘，他又要向冥冥之中讨教人生的根本。不过，他已不再是那个雍王府中初出茅庐的白衣居士，他是天子，是释主。
他不会再求于他人，他的丹炉，已经立起来了。
他曾赋诗道：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曜，灵异卫龙幡。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道教的修炼包括内外炼丹法。
内丹术是将人体视为一个鼎炉，通过服气、行气、胎息、导引（肢体按摩、运动）、房中术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使人体先天禀赋的元精、元气、元神，在脐下一寸三分名为下丹田（又名下黄庭、气海）之处，凝聚成“类如鸡子”形的金丹（又称丹珠、大丹、仙丹、圣胎）。丹成便是仙成，便突破了人神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外丹术又称炼丹术、金丹术、仙丹术。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炼丹服食以求长生的办法，是白日升天的捷径。所谓“不死之药，道在神丹”，丹药一般用丹砂、金、铅、雄黄、曾青、巩石、磁石、水银等炼制而成。
雍正炼的是什么丹呢？
雍正自云“功兼内外丹”，他自年轻时起打坐参禅，能破三关，服气、行气、胎息等是驾轻驭熟之事。老来有病，又尝试了房中术，并有道士贾士芳指导其行，大有收获，想必内炼的功夫是高的。然雍正系心高气盛、急功近利之人，他可能更热衷于修炼外丹。一个人，端拱而坐。在青烟红焰的丹灶旁，在肃穆清雅的音乐中，在抑扬顿挫的祝诵中，在神秘梦幻般的意境中，忘记一切。
他日日热衷于此。这已成了他精神的一种寄托。或者说，他的精神、灵魂，已随着那青烟，那雅乐，那梦境，飘然而去了。
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视朝时略感不适。退朝后，他像往常一样摈退从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炼。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入夜时分，丹炼成。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许他自信是真丹，也许他并不在乎真丹或假丹。他只想快些离开这迷雾缭绕的世界，飞到彼岸。
子夜时分，金石躁烈，鼎湖龙升，天崩地裂。
这种推论似乎也不算失之武断。历史上服丹药而死的帝王很多，唐朝有五个，明朝十六帝中有一半，他们都希求长生。雍正希望长生之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他曾信佛道儒，他曾只信自己，最终，他信什么？他的确心力交瘁，病入膏肓。
按这种推论，雍正或者不是自然了断，而是他自行了断的。
第三章 雍正功过
被刺的传说
除雍正突发暴病而亡、炼食金丹而亡的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便是雍正被刺身亡。其中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流传最广。
吕四娘，有说是吕留良的女儿，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总之，吕留良惨案发生之时，吕四娘年方十三岁，因住安徽乳母家而幸免于难。传说吕四娘血书“不杀雍正，死不暝目”八字，不辞而别，只身前往京城报仇。她“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历尽千辛万苦，途经洛阳白马寺时，饥渴交加、精疲力竭，不慎摔成重伤。有白马寺高僧搭救疗伤，问其所往，吕四娘如实相告，高僧遂收吕四娘为徒。四年后，吕四娘绝技在身，她辞别师傅，施展轻功潜入京师圆明园，用闷香将宫女熏倒，换上宫女服装，混入宫中，手刃仇人，割下雍正的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头而去。宫中报雍正大渐，鄂尔泰等入宫见驾，惊骇欲绝，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具无头尸首。
吕四娘的事，究竟有没有根据和可能？当然首先是有没有吕氏孤儿。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发现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诗，道：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诗后有文，说：“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雍正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谕浙督李卫，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李卫则密折覆禀：“吕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俱皆严禁，连吕氏坟地也派人监视。”李卫以擅长侦缉得宠于雍正，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有没有犯人妻女，特别是十五岁以下女子，没官为奴而入宫中的呢？有这样的例子。然重犯眷属，均发边远之地。如吕留良孙辈尽数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假若有吕四娘这个人，她以“没官为奴”的方式混入宫中也绝无可能。再说，圆明园虽为御园，却是雍正主要驻跸之地，警戒森严，绝非可轻易往来出入之处。
但是，人们却热衷于添油加醋地传播雍正被刺的故事。这固然由于故事本身实在离奇、刺激，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黑暗王朝；一个主宰着黑暗王朝，制造所有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元凶和暴君。人们宁肯希望事实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头颅，似乎那样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们留下上述印象的缘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间，方方面面的作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
雍正的作为（1）
雍正心里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人品的怀疑、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这种做法，不仅止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
首先，便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对清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
过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两种，一种叫做“题本”，内容是地方公事，加盖官印；一种叫做“奏本”，内容是个人私事，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达于皇帝的奏章。据说顺治年间即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等奏报当地情况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属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请安折中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康熙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然当时密奏范围不广，有密折权的官员不多，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严密并推广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赋予全体封疆大吏密折权，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密上奏折，只遭处分时停止其权。“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 雍正二年，令督抚布按、将军提督保举州县官员，“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会同商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