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政界往事-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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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玄宗当时仔细的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的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帝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的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做出的“努力”却是不可磨灭的，无疑是雪上加霜，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
四
太子李亨，虽然留了下来，却有点不知所措，倒是广平王问了一声：“天这么晚了，不能总在这里耗时间，咱们去哪呢？”敢情大伙全没主意。好在有建宁王在这个时候的提议：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对照前面的话，可以看出来，建宁王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不是只凭着史书中几句玄虚的“贤”、“德”，或者说，史书“贤”、“德”的称赞是有根据的。唐立国以来从宫廷中长大的皇子皇孙们，很少有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见识。建宁的贤德以后还要再说，暂时放一放。
建宁王之所以提议到朔方，原因是李亨在未当太子之时，曾任朔方节度大使，尽管他没有实际上任，但朔方绝对可以说是他的老根据地。而前面玄宗也曾提到让李亨去朔方，“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表面上看，是说玄宗待朔方不薄，然而焉知玄宗这话中说的不是李亨？
有人认为李亨在做太子时的势力，其实是很大的。当然，作为太子，自会有自己的一番势力，但是李亨的势力到底有多大呢？
前面曾提到过，李亨是唐代一个过得挺不舒心的太子，但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都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他的地位。这绝对和李亨的恭谨有莫大的联系。要知道，这份恭谨是从当太子那天起就开始了的。当时，将册立太子时，仪注中有中严、外办（皇帝出入的礼仪）及绛纱袍，李亨觉得“与皇帝同称，表请易之”。由此可见一二。
李林甫当初劝玄宗立寿王瑁，但玄宗却想立李亨，于是犹豫不决。这时起作用的人是高力士，他说了一句“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年长者而立，谁敢复争？”引得玄宗连连说：“汝言是也！”困扰了他一年多的事，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李林甫当然会害怕，于是几次想把太子拉下水。
第一次是天宝元年，借打击韦坚来攻击太子。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如果他出事的话，是很可能牵连李亨的。可以想像得出来，李亨本来就想脱身，再加上韦兰、韦芝又引太子之言为自己的哥哥辩解，吓得李亨赶紧拿出“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劲头来，提出与太子妃离婚。第二次则是从王忠嗣下手，让洛阳别驾魏林告状，说王忠嗣曾自言是从小在宫中长大的，与忠王（李亨未当太子时就是忠王）交情很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随后王忠嗣便被和逮捕岳飞一样的方法抓入了狱中，定为死罪。这次事件可以说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历来皇帝忌讳的就是太子诸王与大臣们结交，尤其是手握兵权的大臣。李林甫从这件事上下手，可谓抓住要点了。不过李林甫不该同意把哥舒翰也召入长安，哥舒翰的求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他得知王忠嗣被定为死罪，极力求情，言与泪俱。同时，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也一直为太子说好话，总之，一方面太子自身仁孝谨静，二来又有这么多人求情，所以李林甫白忙了半天，最终做的全是无用功。
李林甫这般阴鸷的人都未能把太子赶下来，杨国忠就更别提了。倒是他一上台，使得朝廷上下全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在李林甫当政时，人们都是很谨慎的，而杨国忠就比较“温和”了。拿我比较熟悉的王维来说，在李林甫当政时他是谨小慎微，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唱和一下李林甫那实在不怎么高明的诗歌，而杨国忠上台之后，便悠哉游哉地到辋川大游而特游起来。另外，令人感觉好笑的是，杨国忠刚当宰相时，“以天下为己任”，颇有些滑稽，而在“天下”之前，实在应该有个“祸”字。总之，杨国忠很怕太子，太子也怕杨国忠，但毕竟没弄出什么事来。《旧唐书》上写杨国忠是因为“惧上英武”，很有趣，不禁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李渊曾有一次攻打突厥，史书记载突厥人说：“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天所与者。前来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且我辈无故远来，他又不与我战，开门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为人，复得天意，出兵要我，尽死不疑。不如早去，无往取死。”就是说李渊非常非常厉害，我们不如早点回去，不要去送死。这可真是有意思啊……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5）
至于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这么肯帮太子的忙，则大有可讨论之处。
关于高力士，后面还会再提到他，先说说他一再地帮李亨的忙，说明他的立场与李、杨二人并不相同，算是玄宗身边的一个独立的亲贵。很难想像，没有他的周旋，事情会怎样。那么，高力士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李亨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甚至喊他“二哥”——其实他真正的二哥是被杀的先太子李瑛，而每次叫二哥时大概都会触发李亨的那根掌管恐惧的神经线，从而更坚定了拉拢高力士的决心。事实证明，李亨的确很会做人，十几年来没有得罪过谁。不能不说，玄宗其实也是受到李瑛事件的影响，毕竟他年纪大了，经不起再三地更换太子，所以如果再兴废立，必会格外留神。
张垍、张均兄弟帮助太子就是“历史问题”了，这和他们的父亲张说有关。日后张垍兄弟陷贼，玄宗回来之后是想杀掉他们两人的，但肃宗极力求情，原因就是张说曾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何谓救命之恩呢？说来话长，找这件事花费了很多功夫。最初是从一本小说上看到的，只是小说不能尽信，而从通鉴、新旧唐书中张说、肃宗的相关篇章都没找到直接证据，为之郁闷良久。最后竟是在后妃传里肃宗的母亲那找到了这件事的记载，记载如下：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曾祖士达，为隋纳言。天授中，以则天母族，追封士达为郑王，赠太尉。父知庆，左千牛将军，赠太尉、郑国公。后景云元年八月选入太子宫。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
这件事无疑有些神化，怎么三碗汤药全未熬成呢？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毕竟玄宗也是从宫中长大的，笨手笨脚把药煮坏了也说不定。总之，就是“命中注定”，玄宗肯定是得要这个儿子了（后来玄宗一个心眼要立李亨估计也和这件事有关），而劝阻玄宗的张说的确于肃宗是有大功劳的。后来，张说又多次称赞李亨，说他很像唐太宗（说实话，对于这个我觉得倒没什么，看看今天留下来的唐代皇帝的画像，基本上长的都是一个模样，如果相似的话实在是很正常，抑或是那时的画像和流传下来的不一样？）。父亲的言行肯定会影响儿子，张垍兄弟也成为李亨的有力支持者。
另外，还有人怀疑哥舒翰也是太子一党。其实哥舒翰本人并没有很明显的倾向性，如果硬是要证明他是支持李亨的，无疑也说得过去。比如哥舒翰帮助过王忠嗣，又和太子的对头安禄山、杨国忠都不和，或者还可以猜测，安史之乱中起用在家养病的哥舒翰其实是因为太子的缘故，等等。但是这就犯了先有观点后找论据的大错误。我觉得还是认为哥舒翰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更好。
总之，目标既然定了下来，就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李亨一行人也出发了，目标便是朔方。
五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李亨比较的倒霉，在路上遇到了潼关败下来的唐军兵将，双方居然打了起来，死伤甚众。打完了才知道，原来是自己人。
李亨虽然不至于捶胸顿足的大呼“郁闷”，但肯定心里很生气。不过，那时似乎常会发生误打自家人的事情，比如前面哥舒翰的惨败，就是因为自我消耗乱成一团。不过哥舒翰那次失败大伙互相认错是有原因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放到今天，我们可以用“扬沙”或者“沙尘暴”来形容当时的天气，但那时候的人们肯定不晓得这两个词。推测一下的话，当时是由于风沙太大的缘故以至于人们互相认错，那么这个程度是不小的，超越了“扬沙”，可以算作“沙尘暴”了。在同时期，唐书上还记载了一件事，“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有人认为这是欲盖弥彰，是史家为了证明李亨是被迫去灵武而杜撰出来的。我觉得并非如此，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史书毕竟大部分是可信的。无论如何，写史的人不可能到处随意乱编，我们也不必如此过敏。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当然什么黄龙之类的是故弄玄虚，但要说大风飞沙，则是非常有可能的。前面哥舒翰遇到的风沙，还有后来安史之乱中某场战斗也是因为风沙的缘故，又重蹈了哥舒翰失败的覆辙。由此可见，此时的陇西一带，已经有了现在黄土高原的雏形，也就是说当时的生态环境已经开始逐步破坏。只是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能够懂得环保，或者再来个可持续发展战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风沙很凑巧地阻止了李亨前往其他地方，成为了回趋灵武的吉兆。
至于李亨遇到的这次将自己人误认作是叛军的事件，则没有风沙来打扰，是真的认错，可见当时双方都已成惊弓之鸟。
事实上，在李亨去灵武的一路上，并不太平，除却这次稍大一点的仗，其他大大小小也打好多次。在这一路上，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一位便是前面屡次提到的建宁王李倓，一位则是日后的张皇后，这时还是太子身边的张良娣。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6）
先说张良娣吧。史载当时“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不解，还以为她要帮他御敌，就说：“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这就是男女逻辑的不同了，李亨是这样以为的，而张良娣事实上没有想到要怎么御敌，她的办法是一旦李亨有危险了，她就挺身而出。如果当时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知道她会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她有这个意思就已经很难得了。后来到了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李亨有些心疼她，劝她歇歇，张良娣则说这不是让她自养的时候，“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可以说如果单凭此时张良娣的所作所为，你绝不会想到她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人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的后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的死固有鸿毛泰山的区别，但有时候则也有时机的问题。比如昭明太子萧统死的就是时候，如果他要是当了皇帝，只怕比萧绎他们强不到哪里去，而元帝则只留下“破国烧书”的黑色笑话。
而对于建宁王来讲，从马嵬坡到灵武的一路上，是最能表现他才华的机会，但也可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史书关于这次路途中建宁王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