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
在缅北的丛林里，刘义和许多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不期而遇，在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数以千计的中国知青前仆后继，像飞蛾一样扑向金三角的游击战场。
第一次穿上军装时，自豪的刘义恨不得马上回到中国，让家乡的人看看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他所在的特务营大多都是知青，个个热情似火，写决心书，请战书，在热带丛林中辗转征战，憧憬着有一天能打到仰光去，解放全缅甸。然而一场南下战役的失败，改变了整个形势，根据地不断缩小，兵源也渐渐减少。更可怕的是游击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残酷的阶级清洗，知青成了地位最低的五等兵。“我们的生或死变得无足轻重，我亲手埋过一个知青李玉昆。那次他出去侦查，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农民种着的洋瓜，他就准备摘几个洋瓜回来做菜吃，结果踩着独立军埋的地雷，当场就把他的右脚炸断了。把他抬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天晚上他就叫啊，‘哎呀，哎呀，你给我一枪吧。’因为他和我稍微好一点，就对我说你一定要补我一枪啊。我们是蒙着耳朵睡啊。他受的伤没人能管得了。当时那些卫生员也处理不了，最多就是拿点酒精，拿点纱布，包扎一下。一直到天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死掉了就把他抬出去，抬到一个稍微平整点的地方，我还给他打了个相纸，打了个相纸后就挖坑，拿那个大衣布给他包起来，埋的时候唱唱国际歌，就那么草草地埋掉了。”
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刘义对自己的处境时时感到茫然。“当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山坡上，远处的景颇族战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笛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散。那一刻我忽然恍惚起来，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的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明天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而谁又会来埋葬我呢？ ”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3）
死里逃生 马帮游走
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手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它们分别叫做偶然和必然。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义悄悄离开了部队，然而逃兵的身份必然会败露。所幸的是被缅甸政府军抓到后，他并没有被枪毙，而是被关在了腊戌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几个中国人，日后他们一起逃亡，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
陈厚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也是一新学校的副校长。“刘义和我现在既是同事，又是有过生死之交的同乡。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被关在缅甸监狱，后来又一起在押送回中国大陆时跳南坎江，所以我们又是难友又是同乡，有几层的关系。我跟刘副校长稍有点不同，我当时出来是戴着两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当年是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 1958年，也就是我毕业的那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开除团籍，当时我是团支书。 1979年，邓小平出山那年，补发了我这个改正决定，错判。还补发了个毕业证。当时被打成右派时，就要带罪工作。我就又被分回云南一个叫云龙的地方，最边疆的云龙一中教书。哎哟，工作真是困难。你教得好点，学生对你反应好，他们就说你是拉拢学生，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你要教得不好，那是破坏生产，就更不得了。哎哟，真是左右为难。”
当时在腊戌监狱的陈厚本属于非法入境的政治嫌疑犯，在大陆已经妻离子散。1974年的夏天，刘义，陈厚本和与他们关在一起的其他一些知青策划越狱。结果事情败露 ，缅甸军队决定把他们13个人遣返回中国。
刘义回忆道：“那天是1974年6月1号，我印象最深刻了，因为刚好是6。1儿童节。我们早上开始的时候被押上车，中午经过桂开吃了点饭，下午大概是五点半左右押到南坎。南坎就接近中国啦，已经是边界了，一江之隔，南坎对面就是瑞丽，就是等于把我们押回中国。押在那里交给南坎移民局，押送我们来的是一个少校。他给我们递了个眼神，意思是祝我们好运，然后就催我们上筏子，他就躲在树背后看。在竹筏上有个看上去很彪悍的傣族汉子，一脸的络腮胡。后来上车的时候，陈老师就说他还带着一块苏联表，把这个表给他，希望他给我们送到下游去。江古理说，妈的，干吧，把这个人干掉，抢了这个竹筏。因为那阵发觉他脚底下踩了把长刀。我听得懂傣族话，听见他说死。当时我们几个在高处一边商量着，陈老师他们几个就说哀求他一下，请他把我们放了，只要划到下游，我们宁愿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正在上岸的时候，我就看见对面的小树丛，对面的小分队沿着战壕在跑，帽徽，枪刺，那是缅共啊。那时时局紧张，逃兵被缅共抓到就是就地正法。正说着那个竹筏就撑到了江中，大江中间，一船人还乱糟糟的。江古理说打翻几个，我说不行，这边上不去了，这边是寨子上的人你也上不了，只有自求出路，跳江。结果我第一个跳江。刚跳下去枪就响了，先是拿手枪打了三枪，啪、啪、啪，接着就是拿冲锋枪哗啦啦扫，半自动步枪拿着跳水这些人是当活靶打。那个水浪打得我记得溅到耳朵上，下面水又是浊浪滚滚，六七月间发着大水，南坎江比平时宽了两倍啊。哎呀，洪波翻滚，我们所有家当时是穿在身上，穿着三套衣裳，皮鞋，舍不得丢掉，就那么跳江了。我跳下去，那些泥沙就往我的衣服里灌，慢慢地我就往江底下沉了下去了，感觉有人拉着你的腿往下拖。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后来把这个衣裳一扒，泥沙一下子就全都放出去了，我一头又钻了出来。”
陈厚本说那天在江水中挣扎时，他抬头看见了观音菩萨，后来好像有什么力量，托住他一直漂到浅滩。刘义说他不相信有什么菩萨显灵，只知道那一刻他的求生欲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后来他们几个人都上了岸，各自逃向莽莽丛林。
若干年后，刘义和陈厚本相遇在泰国，那一刻的感慨无法用语言形容。经过了那么多惊涛骇浪，命运的小船静静地停泊在泰北的这个小山村。
陈厚本老师多才多艺。他这一生怀才不遇，但他常说，其实我们算什么呢？古往今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多少能干的人都被埋没掉了。诸葛亮如果不遇刘玄德之贤，不一样恭耕南阳吗。我又算什么？很多人常常为这个叹息，真是《易经》上说，时也，运也，命也。
太阳出来了，万籁寂静，大江两岸又恢复了宁静。昨天惊心动魄的一幕，宛如一场不太真实的噩梦，一觉醒来，难以忍受的饥饿感让刘义知道自己还活着，四下里寻找一番，发现昨天跳江的同伴都不见了踪影。这以后他曾被好心的山民收留，也曾在大烟地里收割过鸦片。他就像是被放逐的一头野兽，或是一棵四处飘零的野草，在流浪的岁月里，时间就像一把钢锉，将人的生命和意志慢慢消磨，就在他快要绝望时，命运把他交给了一个马帮队伍。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4）
关于马帮一直有很多神秘的传闻，事实上马帮一直是金三角地区毒品、玉石、象牙走私的主要手段。自从国民党残军盘踞在泰缅边境后，这一带的走私活动基本上都由部队控制。由于金三角地区路途艰险，而且各路军阀都虎视眈眈地盯住过往的马帮，随时准备下手抢货，所以即使有部队护送，马帮走得也十分小心。
“我第一次见着这支马帮队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山东的那些响马绿林好汉。他们有些是拿着一把长刀，有些是拿把匕首，有些则抬着只那种老毛瑟枪，一路上七铜八铁的叮叮当当，毡帽歪戴着，满口的粗言秽语。”
老普今年60多岁，也住在热水塘，当年缅甸的一个云南老乡把刘义托付给他们的马帮时他才30多岁。一路上刘义帮他们煮饭，抬马垛，没人过问他的身份，因为马帮的规矩是互相不打听，从来不问‘你从哪里来，去哪里，驮什么货’这样的问题。只有老普在这群人中显得大大咧咧，常常拿着弹弓打斑鸠，刘义很快就和他混熟了。大概过了一个月，老普说他们进入泰国境内了。
在缅甸边界有个关口。这个关口原来是开的，人可以自由进出。后来缅甸政府将其关闭。早前罗星汉家同三军做毒品的时候还能走。坤沙的部队和佤帮的激战就发生在这里。他们把打死的人的头砍下来挂在沿途的树上，泰国政府军和缅甸政府军都故意让开，让两家为了争夺这片土地和收税权在这里厮杀。
过了这个血腥的关口，进入泰国后，马帮的最后一站就是原来国民党第三军的指挥部汤窝。传闻泰北有蒋残匪的部队，但刘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到这个地方来。70年代末，这支部队归顺泰皇以后，其指挥部也随之废弃。整个缅北走私马帮最后剩下的玉石，玉石垛子，那些驮了犀角，象牙，沉香的垛子全部都停在下面的仓库，等着泰国政府的官员们上来验货，上完税才能被批准通过。
以前七八万的马帮都聚集在此。这个地方到处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在汤窝住下的全部都是生意人。“这里有一个叫‘箩洞’的无底洞，那个时候是死刑犯人的刑场。在这里枪毙人根本不用费子弹。他们把死刑犯人拉到洞边，用在军部订做的小锤，对着犯人后脑勺一锤，就把犯人打得滚下洞去。这个洞非常深，具体有多深谁也不知道。拿个石头丢下去，听不到石头落地的声音。有时处决犯人两三天后，还能听到这个人在下边哼，那这个人肯定被拦在半中腰了。真正掉到底子去的臭气都闻不到。”这样残忍的处决方式被用于惩罚那些怀疑是共产党派遣的间谍。“其实真正一个也没有，死了的都是被冤枉的。”刘义说自己是从中国跑出来的学生，这样恐怖的气氛总使自己很紧张。万一人家说自己是共产党派出来的谍报，那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还好当时没人来盘查他的身份。“那个时候主要都是些地富反坏右，阶级成分不太好的人才会从大陆跑出来。在缅甸时候，我还见到做过共产党大队公社书记的人，大家认得他是共产党的书记，也不觉得他怎么，‘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过你的生活，你过你的日子，你不要做什么坏事就不管你。”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5）
蹉跎岁月 平静的生活
岁月如逝，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前刘义跟随马帮来到热水塘。从那时起他结束了动荡漂泊的生活，在这个山村落下了脚。这里的人们纯朴善良，虽然这里和他以前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但这里的人们宽容地接纳了他，使他融入了这里安宁的生活。只是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往事和遭遇，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从大陆跑出来的学生，至于为什么逃亡，什么是知青，他们全然不知。刘义的妻子古月祺，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师长的女儿，个性温和，善良贤惠。他们结婚将近三十年，四个孩子现在都在曼谷工作和读书，家里就剩下他们夫妇俩，每天的生活简单而平淡。 每天刘义去买菜，妻子打扫屋子。有时候夫妻俩也拌嘴吵架，但‘不是冤家不对头’。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也许妻子会觉得我性格怪异，其实经历过那么多风雨，我从心底里感谢她给了我这个家，我又怎么会不珍惜眼前的生活呢？只是那些看似远去的往事，会在寂静的时候像潮水般涌来，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很惊讶自己在回忆那些经历时记忆力会那么好，那些年轻伙伴的面孔，那些鲜血浸染的丛林，那些仓惶逃生的场景如此清晰，它们已经成为我记忆库中最残酷，而且永远无法删除的东西。而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是我神经末梢最敏感的地方。”
“我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触碰到她，心情复杂而矛盾。十多年前家乡传来了给我平反的消息，我的家人都还活着。那个时候很想回去，回去并不是看看自己的家乡，而是带有一种报复心理，就想回去给那些人看看，你们没有把我迫害死。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见到过以前打我的那些人，我牙齿咬得紧紧的，我差点手握起来，冲上去揍这些人。后来我克制了一下，这些人最后会受到惩罚。”
“我的回乡引来了当年的知青伙伴们，我们都已年过半百，豪气不再，在酒杯和泪光中交换着各自的际遇。有人说，我们这批人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念书时赶上上山下乡，人到中年轮到失业下岗，在大家的叹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