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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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钟书写的。发言的反映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Sing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要重写。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
　

　　　　（四）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随父母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入法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China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china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红腻，像瓷。我们很得意。
我因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结票。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我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我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公寓的主人咖淑夫人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我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我们最初也包饭。替我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又送我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五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巴黎的中国学生真不少，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我们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与我们经常来行的是林藜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李伟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
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对我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我们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说：我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钟书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我们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我们也送他报酬。
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住在巴黎大学城的两位女士和盛澄华，也都不想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去旁听。他们经常去旁听。考官也许为了卖弄他们汉学精深，总要问些刁难的问题，让考生当场出丑，然后授予博士学位。
真有学问的学者，也免不了这场难堪。花钱由枪手做论文的，老着面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林藜光不屑做巴黎大学博士，他要得一个国家博士。可惜他几年后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国家博士。
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我们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
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我们的常客。林藜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小姐是她的朋友，比她更年轻貌美。H小姐是盛澄华的意中人。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T小姐。追求T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我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
哲学家爱摆弄他的哲学家架式，宴会上总喜欢出个题目，叫大家“思索”回答。有一次他说：“哎，咱们大家说说，什么是自己最向往的东西，什么是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