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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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　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十六）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