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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别看我的脸-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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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地擦着,可我怎么擦也擦不完,它们就像一条溪水,源源不断。我身边的布条和棉絮都用完了,我的眼泪鼻涕还在流。我说我求求你们,把洪广义找来,让我见见他,我一定要见见他……我哭得喘不上气来,不断地哽噎着,我看见我哽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我哭得越厉害我脑子里那只破口哨就叫得越响,就像跟我比赛似的,后来我不哭了它还是那样叫,咴咴咴咴咴——
别的人都走了,只有看守还在那儿,他搬一只椅子坐在门口,架着腿,手上玩着电棍。“闹呀,怎么不闹啦?”他朝我一瞪眼,“老子真想电你一下!”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以后我老说这句话,否则就一言不发,听那只破口哨咴咴地响着。那只口哨从来没有停过,一直在响,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它在响,早晨睁开眼睛它还在响,咴咴咴咴咴咴咴咴。我不大听得见别的声音,它那么嚣躁,还有点抖战,无边无际浩大宽阔。我仰着脸,看着墙壁或天花板,听它直着嗓门叫唤。有时候听着听着嘴里就不知不觉地有涎水流下来,顺着我的嘴角流到下巴上,又拉出一道银亮的线,滑落在胸前。一开始我还会擦一擦,过一段日子我就不擦了。流涎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我的涎水越来越多,它们就像一道瀑布一样垂挂在我的嘴角上。
护士皱着眉头说:“这么大个人怎么还老流涎水呢?”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脸上有红痘痘的年轻看守把我提起来。护士叫他轻一点,她说他腿上还有夹板呢。看守不理她,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到窗口,推开窗子,用力搡着我的后脑勺往前顶。我的脖子像一条皮筋似的,一下子拉得老长,脑门将钢筋栅栏碰得哐啷啷直响。远远近近都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空气里飘满了硫磺气味。硫磺气味很香。阳光很温和,一些树梢上还残留着几片黄叶。我说:“火!着火了!”看守说:“你还装疯?你弄得老子连春节都没过好,还疯?你看见了吗?排渍道过去,那些用围墙围起的地方是哪儿?”看守说着,又让我的脑门碰了一下钢筋栅栏。我看见了排渍道,黑黑的泛着亮光。看守问我:“你疯疯癫癫是不是想到那里去?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吗?关精神病的地方,彭家桥精神病院!你想到那里去,是吗?”我用力想着,觉得彭家桥这几个字很熟悉。我在咴咴的口哨中想了许久。他已经把我松开了,走到一边去了,可我还趴在那儿想着。我的涎水又流下来了,流在窗台上。
我很讨厌裹在我身上的纱布,特别是脸上的,我动不动就去撕它们。终于有一天,他们把纱布给我揭掉了,把腿上的石膏也去掉了。他们问我要不要看看自己的脸?我摇摇头。他们说要看我们可以给你拿镜子。我还是摇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看自己的脸。大概过了一两天,他们又把我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墙头上有铁丝网。我和很多人住在一起,那些人都用怪怪的眼神看我,问我是谁。我告诉他们我是谁,可他们不信,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地扇我。
“你这熊样,会是个总经理?”
他们扇得我嘴角出血。我的血和涎水一起流着。但我坚持说:“我是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他们一边扇一边笑。他们说你说不是,我们就不扇了。我不说。我为什么要说呢?我就是总经理。我突然说:“我要见洪广义!”
他们后来不扇了。他们说这小子肯定有病。他们让我给他们雕麻将牌,交给我一些晒干了的肥皂和一块很薄的小竹片。他们自己也雕。那些肥皂被切成一些小方块,硬梆梆的,扔在地上咯咯地响。我学着他们雕。但我雕着雕着就把小肥皂块雕成了一些小鬼头,有男的有女的,还有老头。老头像谁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们都浮在我脑子里,都从黑暗里浮突出来,一个个都活生生的,呲牙咧嘴要吃人似的。口哨声咴咴地叫着,我雕得很起劲,嘟着嘴,涎水不住地滴落在胸前。那些人又打我,而且打我的脑袋,啪啪啪……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他们说你就这样当总经理的吗?我们要你雕麻将牌你他妈的雕小鬼头,这样能当好总经理?现在你让我们怎么打牌?吃!把这些小鬼头统统给我们吃掉!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见你妈个屄!吃了再说!”
他们把小鬼头往我嘴里塞,塞了一个又一个。我把小鬼头全吃了。其实用不着他们塞,我张着嘴等他们,他们送一个我吃一个。听他们说吃了可以见洪广义,我就吃得很利索,像咬巧克力一样,只是这些小鬼头比巧克力硬多了,把牙齿都崩疼了。我吃完了没多久就开始冒泡,从嘴和鼻子里冒出来,一串一串的,在房间里到处飞着,一个个都闪着薄薄的光亮,很好看。



《别看我的脸》第三十一章(3)



我一边冒泡一边拉稀,屁眼就像水闸一样,弄得臭气熏天。他们都远远地躲着我,挤在最里边的一个角落里,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捂住鼻子。他们的鼻子上捂着被子、衣服、背心、短裤、毛巾,还有的捂着袜子。我拉了一夜。我身上全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牙齿得得地响个不停。第二天早晨他们用拳头哐铛哐铛地敲门。门是用铁板做的,所以他们像敲锣一样,震得我的泡泡全都飞得老高。
“要死人啦!”他们连声喊着,“要死人啦!总经理快死啦——!”
几个穿制服的人开了门,刚进来又捂着鼻子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进来。他们捂着鼻子看着乱飞的泡泡,看了许久才看到了我,“是他快要死了吗?”他们来到我跟前站着,站了一会儿又走了。他们脚上沾满了我拉出来的脏东西。我看着他们的脚,很想对他们说我要见洪广义,可是没力气。我的眼皮老想耷拉下去。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些人都不见了,地方也不一样,有点眼熟。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护士。我觉得我认识她。我想朝她笑笑,可是她不理我。我还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旁边站着几个人。这几个人走了以后又来了几个人,他们总在那儿嘀嘀咕咕。他们后面的窗子很亮,刺得我的眼睛很疼。
“知道这是哪儿吗?”他们问我。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他们说:“洪广义是谁?”
我用力想了一会儿,说:“就是洪广义。”
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俯下身子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洪广义?”
我看了他半天,拿不准他是不是洪广义。
他又说:“你为什么要见洪广义呢?”
我又用力想着,可是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要见洪广义。
有一天他们带来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对我说:“你看看谁来了?”我看见那个女人在哭,拉长了一张长了许多皱纹的瘦脸,一边哭一边走近我,还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要往我脸上摸。我让她摸。她摸得我有点疼。她的手老在抖,而且很冷,像冰一样。她摸了一会儿就弯起一根冰棍似的指头,一下一下地给我刮嘴角上的涎水。她扯起自己的衣襟,贴过来擦我的嘴巴。我看见她的皱巴巴的肚皮在一起一伏。我对她说:“你不是洪广义。”她哇地一声破开喉咙号啕起来,使劲抱住我的脑袋,把我的脸按在她的肚皮上。她的肚皮也是冰凉的。我听见有许多声音在她肚子里奔跑。
他们说:“这是你妈呀,你连你妈都不认识?”
他们接着问我:“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我摇摇头。我知道我说了他们又会扇我的耳光,会把我的嘴扇出血来。
过了几天,他们又带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嘴唇很薄,不住地撇着。她一看见我就撇嘴,就哭。我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一看见我就哭。她没有用手摸我,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一个秃顶男人的胳膊。秃顶男人是和她一起来的。她像怕冷似的缩着两只肩胛,不住地抖着,站都站不住,歪在秃顶男人身上。秃顶男人问我:“你认识我吗?”我把舌头卷起来,在嘴角上扫了一下涎水,说:“你不是洪广义。”又对那个歪在他身上的女人说,“你也不是。”那个女人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像一滩稀泥似的往地上落,秃顶男人不得不弯腰抱着她。秃顶男人花白的头发竖了起来,眼镜片上晃着白光,冲我大声喊叫,把口哨的咴咴声都压住了,“你他妈的也不看看自己一副鬼样!你成了什么了你,还装疯卖傻,连人都不认!”薄嘴唇女人说:“爸!”她的声音又尖又高,很刺耳。她已经快要落到地上去了。带他们来的人叫他不要吵,但他不听,把脸伸过来。我觉得他的脸要贴着我的脸,便不住地往后退,退靠了墙壁。他也往后退,退回去扯住那个女人的手,女人又哭起来,他像拖麻袋一样把她拖走了。
过了不久他们又带了几个人来,其中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些问题,这个人瘦得看不见肉,眼睛也看不见,躲在眼窝里。他的眼窝就像两个洞。他问我多大,姓什么叫什么,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又问我是干什么的,怎么到这儿来的。我觉得这些问题我有点知道又不大知道,想得我很累,我便不理他。他用黑洞洞的眼窝对着我,又问:“洪广义是谁?”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可他还在翻来复去地问。口哨的咴咴声越来越大。我对他说:“口哨。”
这个瘦得像根豆芽似的人后来又来了一次,但我不记得他了,以为他是我的看守。事实上这个人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的副院长。这位副院长到这儿来也是应有关部门的邀请,目的就是看看我是不是在装病,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应该说这位副院长是一个严谨而诚实的人,他证实我确确实实是一个精神病人,并且非常负责地在有关文件上签下他的名字——岳中和。



《别看我的脸》第三十二章(1)



我在精神病院住了大约一年以后,也就是在来年春天,我妈就死了。她把什么都交待好了,给保姆陈玉娥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叫陈玉娥在她死了以后,把孩子送到他妈冯丽那儿去。她把冯丽的地址给了陈玉娥,对陈玉娥说,我信得过你,你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啊。
据说她在临死前老看自己的手,她躺在病床上,身上都汗溻了,还动不动把一只枯骨一样的手举到眼前,看看手掌又看看手背。两只手轮换着看,看完了一只又看另一只,看得很痴迷很投入很茫然。她看自己的手干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忙了一辈子,到头来依然是两手空空?
她并没有得什么病,医生怎么查也没查出可以置她于死地的绝症,比如肺癌或肝癌之类,至于其它的一些毛病,那都是像她那个年纪的人一般都有的,都是无关大碍的,不会要了她的命,可她硬是一天天地消瘦萎靡下去,最后衰竭而死。她死后不久,因为旧城改造,我们住过的那间潮湿阴暗的房子也被拆了,街道办的人把她搬家时留在那儿的一些遗物拿到了精神病院。几年后我出院时,岳中和副院长把我领到一个车库里,那些东西就堆在车库的一个角上,总共是三个箱子,一只樟木箱、一只杉木箱、一只皮箱和两个蛇皮袋。我在樟木箱里看见了她那三个兄弟以前写给她的那些信,那厚厚一沓反复谈房产分配的信被她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另一个牛皮纸袋里装的是她争取退休待遇的申述材料,她还留着这些信和材料干什么?我还看见了我小时候画在一沓试卷上的画,其中有许多是用蜡笔涂得金黄的苹果树。那时候我除了用小炭木头画画,还用蜡笔画,我妈常拿学生试卷回来当草纸用,我就用蜡笔把苹果树画在这些试卷的背面。
据说毛兰曾去看过我妈,薄薄的嘴唇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血色,她告诉我妈,她把孩子打掉了。她坐都没坐,只是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岳中和副院长跟我说这些时,见我的眉头越锁越紧,有点担心,问我想什么?我说:“毛兰是谁?”他说:“想不起来就算了,别让脑子太累了。”
我说:“不累,让我想想吧。”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想起来了,她怀孕了。”
岳中和说:“什么?”
我说:“她怀孕了。”
我是在这一年夏天好起来的。长年不断的涎水一点点地干了,就像如今的一些河流那样,流着流着就断流了,干涸了。嘴角和下巴的湿疹也像夏天墙脚上的青苔一样死掉了。然后就是那只破口哨的声音小了,一天比一天小,最后没有了。一只叫了几年的口哨突然不叫了,我有些发愣,不知所措,许多别的声音一下子涌到我的耳朵里。那几天我老是掏耳朵,用力地恨恨地掏。我的耳朵很快就肿起来了。耳朵消了肿以后我便清晰地听见了各种声音,接着我看见了我的脸。
我撒尿的时候,我的脸映在尿池子里。但我以为那不是我的脸,而是别人的脸。可是我的脑袋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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