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我的脸-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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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窗外过道上炒菜时，我站在窗户这边对她说：“今天老丁的老婆去了。”她说：“哦。”我又说：“老丁老婆把吕萍抓了一顿。”她看我一下，又说：“哦。”我把我的腮帮侧过来，说：“你看看我的腮帮。”她说：“呀！谁抓的？”我说：“老丁老婆。”她说：“这个蠢婆娘！”我说：“你好像知道这事？”她说：“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多这些事干什么？”她反问我，“那蠢婆娘凭什么抓你？”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那不闹成了一团糟吗？那你们的公司还办得下去吗？”
她倒装得没事一样。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跟丁本大见了一次面，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只好散伙了。他摇头晃脑长吁短叹。我跟他说我想把公司顶下来。他点点头说这样也好。他带来了公司的存折账本和票据，用一个计算器一笔一笔地把账算给我看。他说虽然散伙了，但账一定要算清楚。他算了两遍后，又说你再算算，看看对不对？算完了账，又把办公用品按五折作价，从我名下扣掉了。总共算起来，我分到了四万七千三百多元，扣去办公用品，实得三万五千三百一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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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二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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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色平面设计公司存在了一年零十个月，终于寿终正寝了。
我看着丁本大的脸，笑了笑，问他颧骨上的淤血怎么回事？他老老实实地说：“吕萍她老公把我揍了一顿。”我说：“你没有还手？”他说：“没有还手。”我说：“揍得厉害吗？”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再说，我也该挨他一顿的。”他走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徐阳，我和吕萍都真心谢谢你。”我说：“我也谢谢你们。”他又说：“谢谢。”我也说：“谢谢。”
冯丽不同意我把公司顶下来，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开公司呢？”我说：“我总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吧？”冯丽说：“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呢？我说过多少次，只要你高兴，我可以养你……”我很粗暴地打断她，“今后你别再说这种话，我听得很刺耳！”她说：“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我话都不能说了？你手上有了两个钱是吧？别忘了当初是我给你投的股本，你手上的钱最少要分给我一半！”我冷笑着，一边点头一边说：“原来是为了分红啊！”她说：“这也是被你逼的，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累吗？你都逼得我没有退路了！”
我取了一万七千块钱给她。我说：“这是你要的。”她哭了，把钱扔回给我，抹着眼泪说：“徐阳你真做得出来，你这也是拿刀子捅人，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被你逼的，我只想要一个立足之地，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苦逼我呢？”她伤心地哭着，说：“你一定要知道？那好，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前夫就是开公司的！”
我爸爸在这个雨季里死掉了，死于肺癌。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儿子，便叫他现在的妻子来找我。那个女人看起来比王玉华年轻多了，王玉华完全是个苦着脸的老太婆，而她却是个圆润丰满的中年妇女。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彼此巳有许久没联系了，不是她来找我，我还真忘了我也有一个父亲。她跟我说徐文瑞时，我还在发愣，似乎在想徐文瑞是谁。我不由得在心里叹道，是啊，我还有一个爸爸，他叫徐文瑞。
我去看过徐文瑞一次，他正在昏睡，表面上看不出这就是一个要死的人。癌症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居然可以不动声色地将一个人置于死地。他的那位富态圆润的女公务员守在他床边，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不断地扭过身子悄悄地抹泪。女公务员的伤心对于一个受尽磨难的、将死的改正右派来说应该是最好的安慰。我没有女公务员那么伤心，但又不能说一点也不伤心，虽然我们都把对方给忘了。这个人毕竟是我爸爸，他曾经教导我要怎样做人。当然我把那些教导也忘了，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是那些教导都显得过于笼统过于教条，像标语口号似的。
我吃完了女公务员削的苹果，他醒来了。看见我以后他显得有些茫然，过了一会儿才有了一点笑容。“你来啦。”他说。声音有气无力的，像破棉絮一样，使人想到他的肺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他把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我的手。我看得出他很用力，但我没有从他手上感到一点力气。看着这只枯瘦的、布满了针眼和青色肿块的手，我相信他真要死了。
“你要孝顺你妈，”他说，“她这辈子很苦，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他又说：“我这些年过得很幸福，这都是因为你潘阿姨。我要立个遗嘱，我没有什么东西，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留给你潘阿姨。”
潘阿姨正用一只白晳丰腴的手捏着手帕给他擦额角上的虚汗。我不由得笑了笑。这就是他要见我的原因，把东西都给现任妻子，把前妻推给我让我去孝顺。他分得挺清楚，似乎也挺合理，一个老婆得东西，一个老婆得儿子。但关于儿子，他没有别的话，一句都没有。在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以后，那只手也抽回去了。
窗外雨声哗哗的，雨点又粗又大。
我把徐文瑞关于我妈的话说给我妈听，我妈说：“他倒是会做人，叫儿子孝顺我，自己跟别人去享福！没想到有今天吧？活该！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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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二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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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瑞没有捱过这个雨季。雨季里的空气又潮又闷，对于一个肺已经烂得跟破棉絮一样的人来说，恐怕比病菌更具杀伤力。那个丰满圆润的女公务员又哭哭啼啼地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她处理后事。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去给徐文瑞认认真真地当了一回儿子，戴着黑纱，捧着他的骨灰盒和嵌在黑框里的相片，跟着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哀乐，把他送入了墓坑。
那几天我没把黑纱从袖管上拿下来。不管怎么说，徐文瑞总还是我父亲，给他戴几天孝也是应该的。有一天冯丽来了，见我戴着黑纱，吃了一惊，说：“你这是给谁戴黑纱？”
我说：“我爸爸。”
她愣愣地看了我半天才说：“你还有一个爸爸？你有爸爸我怎么不知道？”没有爸爸我是从树洞里钻出来的？我说：“为什么要你知道？”她说：“你这叫什么话？你说这话不是放屁吗？我是你老婆，你爸爸就是我公公，可是我连我有公公都不知道，连我公公死了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看作是你老婆吗？我嫁了你就是你们徐家的人，可是你有爸爸我不知道，你爸爸死了我也不知道，你把你爸爸送走了我还不知道，你说我还能知道你什么？我这不成了个多余的人吗？我是个多余的人吗？”
她正为我坚持把公司顶下来的事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正好借题发挥，她说：“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呀，这么大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不理她，她就跑到我妈那儿去告状，我妈听她说完了，脸上没一点表情，说：“哦，他死了？算了，我也不知道他死了。他死了就死了，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你非要知道干什么？莫非你还想去给他披麻戴孝？”
冯丽说：“可是……”
“可是什么？”我妈冷着脸打断她，“这事别再说啦，要说也别在我这儿说，我心里烦，我不想听！”
听到徐文瑞的死讯我妈一点也不伤心，她把我叫去问了问，在听我说话时，我见她嘴角边的那个凹坑一点一点地深下去，又像拧麻花似地拧了起来。“徐文瑞！你真无情哪！”她咬牙切齿地说，然后又恨声恨气地骂我，“既然这样，那你还给他戴孝？还给他端灵牌？他眼里有你这个儿子吗？你真不争气呀你！”
按理说人死了恨也就消了，但徐文瑞把他的住房和积蓄都留给了女公务员，并且立下了遗嘱，王玉华就难消心头之恨了。王玉华说：“他为什么立遗嘱？不就是怕你去抢吗？难道你不是他的儿子吗？”王玉华要我去找女公务员，把我该得的东西拿回来。我没听她的话。我说由他去吧，他要给就让他给吧。王玉华说：“你倒大方，可我心里憋气！”她又哭了起来，又骂我不争气，然后擦干泪水，亲自上阵，一纸诉状把女公务员告到了法庭。但法庭不承认一个前妻争夺遗产的资格，拒绝受理，于是她便逼我写了授权书，以我的名义再告。这个官司拖了很长时间，从这个雨季拖到下一个雨季，结果王玉华又一次败下阵来。她抹着泪对我说：“我不是争什么，就是想争口气，他徐文瑞什么都可以忘记，可是他怎么能忘记他有一个儿子呢？难道可以这样不认帐的吗？他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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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三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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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一年年底，我才还清了洪广义的钱。连头带尾算起来，这笔钱拖了快有五年了。这五年我都躲着洪广义，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尤其是陪客户吃饭泡歌厅的时候，我都担心会突然碰到他。万一碰到他，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甚至担心他会到扁担巷去找我，他知道我妈住在哪儿。但他没去。从这一点来说，他确实很够意思。
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它不光是钱，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像一团乱麻似地窝在我心里。那天去找洪广义还钱时，我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把钱交给他以后，却又顿时轻松了下来。洪广义真不错，一点都没有怪我的意思，见了我还是和五年前一样热情，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反倒让我愈发窘迫。他嗬嗬地笑着说：“徐阳你真是的，还记得这点钱哪。”我说：“我一直放在心里，只是拖的时间太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洪广义摇着他的大头说：“你何必呢。”
那个身材高挑的长头发女人也在，洪广义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说：“今天一定要在一起吃一顿饭。”我怎么好意思吃他的饭呢？可他拖住我不放我走。他力气很大，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吃饭就是不给他面子。他把话说重了。我还能给谁面子呢？但他这么看得起我，我只好厚着脸皮吃他的饭。
吃饭时他不断地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他说：“徐阳你小时候口袋里总装着许多小木炭头子，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最喜欢画苹果树，有一回在人家门口墙上画苹果树，被一个老太太追得屁滚尿流，从后门钻进我家里，还记得吗？那老太太一双小脚，根本追不上你，可你却脸都吓白了，记得吗？”
长头发女人听得一个劲地笑。她看起来还不错，很得体，笑得也不讨厌。
但我没有笑。我忽然发现我似乎有些老态了。那些事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遥远很模糊了，就像一张纸，早就发黄了。
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洪广义的话，我的鼻子一阵一阵地发酸。我透过大玻璃窗看着外面温暖的阳光，看着在阳光里的冬天的南城，用力吸着鼻子。但不管我怎么吸鼻子，我的鼻子还是越来越酸，似乎有许多东西堵在那儿，就在鼻头那儿，又酸又胀。我的眼睛就湿了。我的眼睛湿得很突然，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一涌，就湿得一塌糊涂。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餐巾纸，便低下头用指头擦了擦。洪广义和长头发女人都装作没看见。洪广义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我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酒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就像一把钩子，把我心里许多东西都勾出来了。我心里堆得满满的，像一个窖一样，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发酵，冒着泡沫涌来涌去，弄得我非常想说话。那些话都挤在喉头，都争先恐后地想蹦出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咽回去。后来洪广义说了句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是安慰我，我的眼睛又湿了。这一次湿得很厉害，我怎么也擦不干它了，同时我也管不住我的嘴了。我泪汪汪地看着他们，我的嘴如同溃缺的堤坝，我的话像洪水一样泻了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有多难受，我从五年前说到现在，从这件事说到那件事。他们都认真地听着，我不知道他们听明白了没有。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又说到我的婚姻，说到婚姻时我的泪水巳经干了，我说：“不说了，包子，我们喝酒吧。”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我越喝越想喝。后来洪广义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还是唱歌吧。”他们一人唱了一个。洪广义叫我唱，我说：“我喜欢唱一无所有。”长头发女人给我一个话筒，我就唱了“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