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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天下残局-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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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明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馀论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後,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後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後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幾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废除科举的教训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规模之最的纪录,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皆远愈此役;然而,因一战之胜负,乃能显现一种契机,借以逐渐祛除前此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人种优劣”或曰欧亚强弱的成见,则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更有趣的,则是英国作家H。G。威尔斯继《世界大战》之後,新撰《空中之战》(WarintheAir)一书,谓未来美国与德国交战,中国、日本联合组成强大的高科技的空军,对交战双方进行突袭(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第12…4页)。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卫笃麿之人种对决论,写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然则,预言中的人种对决不仅在现实里发生了,近代以来受尽欺凌的黄种人竟还战胜了白种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异于他国。

先说悲从中来。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危机者,危险中孕育机遇也(据说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训诂”)。日本,以前不被中国重视、近代屡受西方“列强”打压的“蕞尔小岛”,经过明治维新,竟摇身一变,晋级“列强”;中国若能知耻後勇,见贤思齐,不仅如此前“师夷长技”,更在政治、经济方面向西方取经,则实现保国保种之梦,未必就是奢望。时人悲痛之馀,想到这一点,不禁破涕成笑。

废制契机

其时,具有这种“辩证法”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终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似乎违背了近代以来大国克小国、西方胜东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则在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这种“泛政治化”的时评在学理上是否妥当,容有商榷,但是,现实效果不错。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凯领衔会奏:

“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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