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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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幾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後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唯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後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後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後，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後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後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後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後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辏г耍�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後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後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後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後，“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辏г颂乇暌浴把揽啤闭撸怯幸庖朔⑧逡病�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棵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後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馀幾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须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後，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馀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馀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後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後，“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後，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後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後，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的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