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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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後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唤裼锼健芭芄佟保樽从氪寺运啤９蛹唷⒑擦衷褐械摹翱湔┾乖怠保蛴虢袢毡ㄕ虏皇苯衣吨把醺堋甭酝Ｗ苤┦φ⒀еィ阋颉笆看蠓蚪ゲ还肆堋倍稹６瘛安还烁俪！保俟舷戮∶印坝轿璞住敝纾涓匆嘣诤跏恰Ｓ袼テ鸨祝旆ㄖ挥幸惶酰蔷褪牵骸笆科卮谏险哒褡髦缃诒卮谏险呓背芍保唤袢宋揭婪ㄖ喂刃敫ㄒ砸缘轮喂湟馐鼛自谑恰５牵诹良χ贝科敕缃谑敲话旆ㄕ褡饔虢背傻摹Ｒ蛭月奕胫髦性岳矗允科拇菡郏淮び谝淮谇。垩怪剖咳恕⒔浪枷耄强涨捌翎幔焕⑽笆⑹馈薄Ｋ砸种拼菡壑ǎ杂卸耍阂辉晃淖钟萦遥宋笔闭紊弦淮筇氐悖灰辉辉紫嘀贫戎沟茁倜唬宋髯ㄖ品⒄怪匀唤峁Ｇ胂仁鑫淖钟！�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