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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天下残局-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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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抢”为名;如“抢西边”(谓蒙古境)、“抢昌平”(谓明境)等。其时在满洲为臣之汉人,乃大摇其头,叹曰:“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入关後,此风稍歇,然迟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准噶尔,仍然发生了“掠获妇女”的“丑闻”,可见其俗入骨,难以根除。满洲此一陋俗,令汉族平民之有妻女者闻风丧胆;而汉族士大夫则有一种“华夷之见”,己虽臣服,犹不欲家中子女与异族婚配。顺治初,诏告天下:“自後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本来是一条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却因为上述原因,而引发汉族民间的恐惧:“哄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谣言愈演愈烈,後来竟又哄传“满汉联姻”不过是皇帝为了采买秀女而找的借口。于是,“满汉联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间的猜忌破坏无遗,清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推行“新婚姻法”,实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诏禁止,又显得荒唐儿戏。惟一可行之策,只有缄口不言,或在内部密谕废止。考察史料,此後虽无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但光绪末年尝有上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馀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云云;可知,顺治初准予联姻之诏,後来实际被废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满汉不通婚姻之来龙去脉,究其始,乃汉族反对通婚,实非满洲之歧视政策。然着为禁令,终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实。

旗人有关外、关内之别。关外,指山海关以外之奉天(约当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所谓“东三省”。今日称东三省,固为简称,而无特别含义;在清代,东三省则是汉人的禁区、旗人的特区。清代行省最高长官称总督、巡抚,东三省则以将军、都统管辖(因为绝大部分旗户都隶军籍,故用武职之将军、都统进行管理),可视其地为军管区;汉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东三省则非贸易营运人员不得擅入,更无论落籍,此所谓禁区;东三省常住民只有一种,就是旗人,则谓为特区,亦无不妥。清廷在国土内划出一个东三省,实行特别管理,其用意,据钱穆称:“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应当另有经济或曰福利的考虑,盖以地广物博之东三省,尽付与不到三百万之旗人,其生计之容易,远较各行省之人民为优。关内旗人,有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赐发之“恒产”、“月薪”维持生计。旗人之有“恒产”,乃拜“圈地”政策所赐。顺治元年上谕户部:“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诸王、勋臣不论,每一旗“丁”即可分到五十亩地;而乾隆中期以前全国人均拥有田地不过二十馀亩,此後更是逐年减少。再说旗人的“月薪”——八旗兵饷。旗丁饷银,每月自一两五钱至四两不等,另可岁支一吨多大米,不仅糊一己之口,且可赡三口之家。今语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旗户因隶于军籍,坐得不动之产、按月之薪,则不仅光荣,且大捞实惠,胜于今人远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可是,旗人此一“恒产阶级”日後却整体堕落衰败,孟子其果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人乎?然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实在武断。古今中外,有恒产而又有恒心者,实不多觑,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语),持之以恒,卒有所成者,却是屡见不鲜。窃谓孟子之语若改成“有恒业者有恒心”,庶幾平允。即以旗人为例。清制:旗户除壮丁从军外,馀俱不许务农、务工、务商;故虽分得田地,仍须雇人耕种,己惟坐享。在营旗丁,因康、干时战事多委诸绿营,人多袖手,乾隆後承平日久,更无所事。平常训练,亦不讲求,乃至高宗亲自检阅旗兵,竟发生多起骑兵坠马、步卒拉不开弓的事故,惹得龙颜大怒,说嗣後“如不留心骑射,必以家法制之”。此外,旗营官兵之玩法,竟到了典卖制服、武器以牟利的地步,清廷不得不为此专门立法严禁。因此,说旗人大都是无业游民,绝非诋毁。然则,旗人无正业,无恒心,遂由勤劳勇敢之民族一变而为颟顸畏葸之莠民,其谁之咎耶?父之于子,兄之于弟,若但知馈遗恒产,而不诲以立身之方、谋生之技,其子弟不放情佚欲、丧产败家者幾希。清帝之于旗人,自视不啻父兄,却躬蹈其弊,养其身而不养其志,顾其人而不顾其後,立法即以误国,爱族适以亡邦,其罪不当服上刑耶!

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殴死有服卑幼”,汉人例由刑部“汇题”(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亦准免死一次”。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国有”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幾篇酷评,称《乙丙之际着(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认为,所谓治世,所谓衰世,光从表象是看不出来。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树义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乐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乐”的表现形式。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读者诸君去图书馆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报要刊,择其头版首篇,盥手焚香,大声诵读;或购买幾张样板戏的影碟,摇头晃脑,随声附和,必也居然有身处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会拈出一个“才”字,展开评论。治世与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质却迥然有别,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无才。不仅庙堂、边阃无才相才将,即士农工商各界亦无才人,甚至,连小人都没了小聪明,全是一帮钝贼蠢盗,如坊间电影所谓“技术含量太低”也。然则,世之治与不治,究视乎其人之才与不才;那么,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个遗传学问题:与“才”有关的基因都发生突变,遂生出满世界的无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原来,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项资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啬,不论治世衰世,都会生出一批才士与才民。而世之有时而治,有时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说,人尽其才。衰世呢?则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所谓“戮之”,不是说肉体上消灭,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只要写帖子骂他、戴帽子压他、斜着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诛心大法,此法非吾国独有,然论此法之百代相传、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则四海以内、万国之林,似无出吾国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就忧愤啊、思虑啊、要作为啊、要讲廉耻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给你治,病得不轻给你慢慢治,三年也罢,十年百年也罢,不把你给治好了,还真对不起这诛心大法。当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没了。因此:“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条,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来临。左等右等,等不来治世,他心一横,便日思夜盼以求乱世了。乱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至于随乱世而来的血海骨山、抛妻别子,便匪所思存、无暇计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评终是寓言体,而非观点鲜明的时评。孔子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人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着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治世乎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幾句伤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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